面对系列问题，兰州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跳出河谷谋发展，东扩北拓是兰州市委、市政府一直筹划的事。兰州市有三个选择，进榆中盆地、青什山地、秦王川。榆中盆地弹丸之地，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然不多，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青什地区虽然近，但需要愚公移山般地造地，最后兰州将目光投向了70公里之外但地域广袤又有引大入秦水利工程的秦王川盆地。1000多平方公里的秦王川是兰州近郊最大的一块平地，基本上是一片原生态的处女地。北接河西东衔白银，区位优势明显，这里又是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引大入秦的重要受惠地，人稀、地广、水足，是一块天然的建城之地，完全能支持兰州未来的发展需求。
秦王川的城市化必然会强化兰州空港的功能，秦王川的区位优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势将对河西和白银起到很好的衔接和带动，老城区和新城区在经济和功能上的互补效应也会被放大。
如果说一版规划是兰州的骨架，二版、三版规划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血肉填充。
面对全球化、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大变革、大发展迭加时期，兰州正在做一次主动战略转移，是又一次革命性的空间重组和城市奠基。那么正在修编的四版规划应该跳出原有城市的骨架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深谋远虑。
兰州将进入她的青春期。
开拓城市半径、拉大城市骨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经验表明，城市新区的规划建设、城市的“再造运动”，给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上海的浦东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新近挂牌的重庆两江新区都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产物。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使得城市规划越来越跟不上发展的节奏。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也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三个阶段管理的龙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度时代，城市规划滞后的问题在各个城市都存在。传统的规划往往对发展不能作出科学的预见和判断，轻则产生败笔造成浪费，重则影响城市未来的命运，这个教训国内外皆有之。
区域化和全球化让城市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情况更加复杂，这些都为城市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城市的良性发展又离不开合理、科学、正确的规划。当兰州正在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带动城市并且正在融入全国甚至全球经济的盘子里，这都在考量城市的规划思路和规划水平。
兰州新区的落脚点已经确定，那么制订既要符合兰州实际，又要为未来发展留够足够空间的规划，必然要求我们的城建理念先跳出兰州盆地，站在世界的广度和未来发展的高度精彩地勾勒大兰州的美好蓝图。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军事和医疗战争创伤的需要，城市发展套用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一批城市进入了以生产为主导的战时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典型的像兰州、哈尔滨。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作为大方的兰州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为配合兰州炼油厂、兰州石油化工厂、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及热电厂等骨干工业项目的建设，编制了兰州市1954～1974年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兰州进入现代社会的首次规划。60年代初，城市骨架已基本形成。到80年代初，根据规划建起了以石油化工为主的西固工业区；以机械、轻工、铁路交通枢纽为主的七里河工业区；以机械、精密仪表工业为主的安宁工业区和以机械、轻工、电子工业为主的城关工业区。在城市一侧比较合理地修建了铁路干线、站场和专用线；修建了中川民用机场。这让建国前仅有16平方公里的兰州城迅速变大，也正是这次规划奠定了现在兰州城的基础，兰州城市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版规划完成了兰州的工业布局，1973年开始修订至2000年的二版规划，规划修订中考虑重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环境和绿化被写进了规划，对城市空间和功能进一步完善。二版规划至2000年。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在这期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经济模式由计划向市场转型，年轻的共和国长子因地处大西北受宠，也因地处大西北失宠，经济发展放缓。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延迟的城市化进程，同时还要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到来，融入世界。作为西北重镇的兰州还没来得及准备一切便汹涌而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这个甘肃唯一的中心城市。兰州“两山夹一河”有限的空间矛盾日益突出。三版规划还没制定，二版规划中的非建设用地雁滩地区就被提前开发。三版规划让城市空间围绕黄河两岸进一步拓展，但三版规划还未到期，蜗居于盆地中的兰州发展和空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交通拥堵、建设用地不足、房价畸高等诸多问题集中出现。
规划中在原有城市框架的缝缝补补因为空间的局限必然会拆除一些新建或者原有低矮的建筑，不仅会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和对人文的破坏让城市失去特色和个性，也会影响城市肢体的舒展和经济触角的延伸。这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
甘肃打造兰白都市经济圈新的发展思路的提出和“国办47条”的出台，将兰州再次推向了西北经济桥头堡的位置。面对重大的发展机遇和城市内在发展的要求，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兰州不仅仅是兰州的兰州、甘肃的兰州、中国的兰州，兰州是世界的。兰州城市的命运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上。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产业需要重新布局，城市功能需要重新定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大致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发展和变迁。
农业社会时代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城市的组织结构是以家庭手工业作坊为基础的，在冷兵器时代坚固的城墙为统治阶层和权贵们提供了很好的庇护，大批权贵们的聚集，城市在更多意义上则是权力的象征，主要功能是行政和交易中心。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浪潮促使城市发生了革命性发展和变化，工业化的大生产主导着城市的功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成果取代了人力和畜力，快速的汽车和轨道交通将农业时代慢腾腾的马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使城市的半径迅速被拉大。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传统的工业完成产业升级，转向了高新技术创新和服务管理上。城市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它的周边地区而是一个区域甚至是全球。信息时代对城市的空间和功能有着更高的要求，大型的空港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取代了乌烟瘴气的工厂，小汽车和高速公路的普及进一步弱化了城市的距离。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结构被重组，城市的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功能变得更加强大，现代城市的脉络和肌理变得更为清晰。
我国的农业时代比西方国家长了三四百年，城市化进程被延缓。在我国的宋代之前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筑城以守君造廓以卫民”，秦王朝“践华为城因河为池”开启了中国农业时代大都市建设的大幕。强盛的汉唐，因为军事、政治的需要更是将大中央王朝所在地迁至关中平原腹地的长安，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长安城的建设是汉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时代城市的集大成者，长安城的城廓制和里坊体系深远地影响了东南亚的城市建设。
从宋代起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安废弛，开封、杭州兴起。“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的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四大发明的出现，手工业和商业流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促使城市拥有生产和流通的功能，相对开放的城市空间成为需求，里坊制为了适应生产力又发展演变成了更利于商品流通的街巷制，纸币和商业街就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城市空间完成了历史性的重组，一幅《清明上河图》为我们留下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以后的元、明、清将都城移至北京，但在模式上沿袭发展了宋的城市模式，至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我国的城市出现了多样性，一部分保留了原有的空间布局和功能，而另一部分则发生了变化，比如像上海、广州这样的靠海城市出现了租界和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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