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羊村：即将消失的村庄
——甘肃省榆中县北山万羊村调查报告

 
 
 记者 张学江 
 
　　“年前落了一鸡爪子雪，今年春耕又没戏了……”2月18日下午，刘老汉蹲在地头一个劲地抽旱烟。他眼前10亩阳洼地裸露着,这块地去年种着洋芋，准备今春种豌豆，但今年旱情的肆虐让老人陷入痛苦……这里是榆中北山万羊村，地处榆中东北部，与靖远县接壤,是榆中最偏远贫困的村庄。长期以来，这个灰色的标签一直压抑着父老乡亲。除了孩子考学和外出务工，他们没有找到改变命运的第三条途径。

　　时下，农村空心化、村庄城镇化已成现实，在农业由自给自足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历史性变革的进程中，农民发生了哪些变革？作为“60后”、“70后”以及“80后”和“90后”出生于农村的人，他们将如何面对城市化进程生活的变迁？镜头拉到榆中北山，让我们回望这即将消逝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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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陪读家庭生态图

　　腊月二十六，张虎和妻子开了整整四个小时的三马子才到家。他们是园子乡万羊村人，在榆中一家砖厂打工。为了孩子上学，三年前，小两口和老爹转换了角色。家里由年过花甲的父亲留守，他们夫妻二人带孩子出外打工求学。当时，大女儿刚上初中，小儿子才小学三年级。尽管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收取借读费，但孩子上学还是费了周折。

　　“我们这一代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现在孩子怎么也要走出去，即使考不上学，也要初中毕业后学个技术。总不能在山沟沟里“窝”一辈子吧！”张虎说,“每天最怕看到孩子放学，宁可多抱砖头也不看娃写字，我着急啊！”张虎说，孩子常常抱怨他们。直到一年后两个孩子的学习才算赶上。“如果听到他们考得好，我只觉得浑身都是劲。”孩子念书，夫妻俩拼命挣钱。

　　2009年，张虎夫妻俩纯收入4万元，比2008年多了近1万元。“这都是‘三马子’的功劳啊！”张虎感叹，还是机械化好。春节前，他又购置了一辆新三马子，准备用它拉砖。另外，父亲在家还种着40多亩地，10亩洋芋、10亩小麦、10亩豌豆、10亩胡麻等杂粮。这些折算下来也在七八千元左右。能取得这样的“辉煌成绩”，张虎和父亲劳累落下了一身病。现在每当天阴下雨，不到40岁的张虎就感到浑身疼痛。邻居们劝说：“钱永远挣不够，别累坏了身子。”张虎却不这样想。“挣钱才是硬道理，看看人家穿什么，吃什么，我们在这里哪来的前途啊！说什么也要让孩子们出去，明年买台电脑也让娃上网去……”张虎说着，从西装口袋摸出一根红塔山牌香烟点上。

　　正月初七，张虎一家又开着三马子上路了！这是一个因陪读而外出打工试图改变命运的家庭。对张虎而言，未来何去何从才是他最头疼的问题。“看到村上许多人都陆续搬家，我们怎么办？搬吧，哪来的钱？孩子上学，再说搬出去也还是打工一条路！不搬吧，似乎已成趋势，再说父亲也老了，我们走了又没个照应，可我们外面还没个落脚地！”张虎眼中充满了无奈。在老家，张虎前年盖起了五间“虎抱头”砖瓦房，院子也用水泥打过。头发斑白的父亲成了典型的留守族，由于母亲去世早，张虎自幼就是个苦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张虎而言，改变命运只有打工这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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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消失的村庄

　　张虎小时候，每天有四五拨货郎走家串户推销小百货，后来村上开了小卖部，货郎也就逐渐消失了，再后来，开小卖部的也进城打工了。从此，村民购物都靠骑自行车去10公里外的上花乡。“每次买调料都买一年的，菜也是一次性买了腌在一口大缸里吃一年。家家户户都有肉，也是腌在大缸里或者晒成腊肉。”张虎说。“这个村庄也将会必然消失！以后偏远的村庄应该向交通便利，人群集中的地方搬迁，有能力的搬到外地或进城，暂时没有能力的将逐步向村镇集中化。”常年在外跑运输的滕吉祥说。  

　　谈到未来，堂弟张宝直喊后悔，他前年刚花4万元盖了5间新房。“当时还想在家好好种地，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都往外面走，心也热了。要是当时不要盖房，这笔钱省下来，另外打工再挣点搬到外面多好。这里不能待了啊！”张宝说。如果不搬迁，以后的交通、教育等都将成为问题。以教育为例，万羊村8个生产队目前只有一所中心小学，有30多名学生，像高崖头、小岔岭小学已经于几年前被撤并。一方面学生都被转到外地，另一方面孩子生得越来越少。目前，仅青年沟小学还有8名学生和2名老师在坚守。青年沟小学只有三个年级，上四年级就得到10公里外杨家窑小学寄宿。“孩子太小，10岁就离开父母住校读书，这样不利于身心的健康成长啊！”李先生无奈地叹息着。白忠垣曾在青年沟小学做过30年的教员和校长，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初学生最多，达到70名，最少也没下过60名。当时，因为教学质量好，他还被评过全国优秀教师。

　　如今，青年沟10户搬走7户，双阴岔17户，10年前搬走1户、前年搬走5户……为了孩子上学，不少人投亲靠友，将孩子送到条件稍好的地方上学。由于留守的人家越来越少，路的塌方和荒芜致使交通成为一大问题，而照明、电视、电话都在上世纪末实现了村村通。另外，饮水问题一直靠水窖解决。昔日，通讯靠吼的方式在三年前被手机和固定电话所替代，交通也由自行车、摩托车、三马子代替了徒步，耕田方式依旧靠毛驴。村上没有文化室，自然村距离村委会要走一个多小时路程，因此，村民的娱乐和文化知识都是靠自家电视解决。万羊村委会主任白忠海介绍：目前，整个村35岁以下，文化最低的都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考上大学的能占6%左右，高中辍学的占7%左右，初中毕业外出打工的约占25%,剩下的正在上小学。目前，应往届大学毕业生大都在城市工作，在生活上大都不靠父母接济，而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买房和娶媳妇是需要很大一笔钱的，因此，一般家庭父母毕生的储蓄连首付都不够（目前，兰州的房价按照3500元计算，购买80平米的住房，首付和装修也得最少15万元），这成为许多家庭新的忧愁和不堪承受之重。记者走访发现，目前，许多“70后”都想往外搬迁，但由于负担较重，心有余力不足，“80后”、“90后”则眼光大都落到省城兰州或者榆中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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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农民与农村渐行渐远

　　在大年初一，60岁的张先生和亲戚聊天时感慨：今年28岁的儿子在兰州一家私企当主管，自两年前在兰州购买商品房后，家乡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淡，“除非有事找车来一趟，来当天也就回兰州了。”张先生说，每次儿子和儿媳回来，感觉就像城里的亲戚，既亲近又陌生。“我们舍不得让他们干活，端吃端喝的伺候，虽说是儿子，但一年见不了几回啊。”说着张先生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张先生的儿子张玉斌去年将7岁的女儿从老家接到兰州上学。“开始还以为孩子不适应，谁知到这里后她都不愿意回家了！”张玉斌说，孩子到兰州没几天，就央求妈妈：“我们以后再不回去了行不？这里比老家好。老家那是我爷爷奶奶的家，不是我的家啊！”面对孩子，张先生安慰之余不觉又泛起一丝惆怅。“总算打拼了几年有了落脚地，不过以后的压力还很大，要将老人都接出来，日子过得宽裕了才算成功！”目前，父母在老家还种着少量的庄稼。妻子没有工作，在城里照料女儿上学，尽管在城里有房，但每月不到两千元的收入让他过得还是十分拮据。将父母接出来吧，没有能力，“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张玉斌这样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感到近乡情更怯的原因不仅是生存问题，还有发展问题。“今年发现老家的许多孩子都不认识了！连远方侄子都陌生了啊，个子长那么高，还领回家个媳妇！”张子泉如是感慨。在农村，像他这样的“80后”青年见面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唯有的一次就是大年初一的庙会。当天，在万羊村一座山梁背后的山神庙前，几个青年边寒暄边开着手机蓝牙互传歌曲并交换QQ号。进入新世纪以后，现代化已经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青年们互相介绍在外的工作情况以及去年的收入。这里不仅成了文化场所，同时也成了感情磁场乃至互相攀比的名利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些“70后”出生的人基本都是一年见一次甚至几年才见一次，平时各奔东西，因此都有说不完的话。“看来不出去打工是不行了，我种了几年庄稼，还抽2块钱的兰州烟，人家都16块一盒的黑兰州啊！同是亲房弟兄，这是什么差距啊！”王东红看到哥哥的排场，受到了很深的刺激。

　　记者获悉，在万羊村，40岁以下的外出务工者约800人左右，他们在城市里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建筑工地，有的当保安，也有的在国家职能部门工作。这些人约有三分之一在城里买了房。他们的父母暂时还留守在农村，并种植少量的农作物。“现在我们种的地都是附近梯田和上等地，远处的地都荒好几年了。”青年沟的李老汉指着远处一块阳洼地说，这几年地荒去了大半，“我们老两口种一年庄稼还不如一个孩子外面打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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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迁还是留守是个问题

　　张虎所在的万羊村只有367户人家，搬走约七八十户，留守的大多处境和张虎相同。常年在外打工的约有七八十人，留守族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农忙的时候基本没有人回村。“因为外面打工一天挣的钱比一天拔的麦子卖价要好，因此，家里老人能干多少干多少吧！”张虎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大多都是老人量力而耕，或者与留守的邻居们合伙耕收。据了解，该村收入一半来自农业，靠种植小麦、豌豆、胡麻等农作物，另一部分来自务工人员。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收入远远高出了农业收入。前年从兰州一所高校毕业的张俊在兰州靠跑微货车维生，去年他净收入2万元。而家里的农业收入按现在市场价折合人民币约1万元，其中3000斤小麦，约2400元，2000斤豌豆，约3000元，洋芋大约可卖2000元。还有一些杂粮折价约2000元，另外卖了一只羊收入600元。   

　　张俊的姐姐在兰州一家酒店打工，2009年存款8000元。现在，他家面临的是张俊要娶媳妇，并打算做一个城里人，因此当务之急就是买房的大事。如果按照榆中县城每平方米3000元房价算，购买一套90平米的新房，得27万元，装修还要钱。“孩子们眼头高了，我们也没了主意，如果往定远新农村搬迁，买房买地也得一次性交10万元，听说现在没关系还买不到！”张俊的父亲说。记者了解到，万羊村许多住户早在几年前就迁往宁夏，秦王川等地。搬迁后，他们仍在城市打工，许多家庭并没有因搬迁而改变命运，相反因为搬迁而元气大伤并负债累累。记者采访时，许多搬迁户对目前的处境感到尴尬。    

　　事实上，早在2009年11月，榆中县投资近2亿元，开发土地万余亩的最大搬迁试点工程——高沿坪已经初步奠定。高沿坪的开发就是为了将北山地区的哈岘、上花和园子等乡的农民整体搬迁过来。整个工程完工后，将易地扶贫安置1万多人,工程计划整理开发土地1.2万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基本农田的开发整理及渠系、道路和上水工程等。二期工程（住宅及配套设施）计划也于今年全面开工建设。“听说一次性要交3万块钱，只给3间房和2亩地。新推开的地什么时候能长庄稼是很难说的，去了还得再盖房，估计动一下也得花10万元左右。一般农民家庭还是搬不起啊！”万羊村金老汉担心的是，因搬迁而返贫。“政府部门应为搬迁户的生存寻找更多途径，如果搬迁之后继续去城里打工，搬迁是单纯从交通方面考虑，这并非良好举措。从兰州到北山坐车也就2个小时，到高沿坪1个小时，来回也就节约2个多小时，我在外面打工又不是天天回家。”金老汉说。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搬迁还是留守，这成了当下一个难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