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大巴山 进驻小县城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小河乡东榆村调查报告

 
 
 记者 许丽 
 
　　再次回到大巴山老家，已是临近春节。绕过绵延的盘山路，立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间，呼吸着清新空气，让岳玉玺先生渴望着守望这片似未掺杂尘世气息的山林和土地。

　　岳玉玺是个典型的大巴山汉子，他土生土长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小河乡东榆村，十年前他离开家乡，只身去了异乡，只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而今，当他再次踏上乡间的小路时，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除了冰霜消融后清晰透脆的溪水声，让他唯一能感觉到的就只剩下寂静了。

　　据岳玉玺先生介绍，这个坐落在川东北的山区村落，方圆三四千亩，经历鼎盛时期近千人规模后，如今常住人口只剩下三、四百人。几年前，一到春节，外出务工村民回乡，村子还能热闹几天，然而，如今就算到了春节，村子依旧沉寂，了无人烟。

　　两位古稀老人守着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大巴山山区农村面临的最大现实是，村民大量自主搬迁出村庄，剩下无愿或无法外出的贫困者和老弱病残。在村子的深处，住着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孩子在外地务工、求学，除老人寿辰和春节回家外，二老常年相依为命。“这次我回家，在村头见到了这两位老人，他们苍老了许多……”岳玉玺对记者说。

　　岳玉玺说，“他们不愿离开这里，舍不得这里的一切。我和他们聊天后才知道，老人要守在已经住了一辈子的老屋里，防止屋子倒塌，儿孙回来时无家可归。这里的一切已融入他们的生命中，就算他们的孩子要求老人搬到县城和他们同住时，老人也不愿意……”

　　此外，让岳玉玺感到诧异的是，除了少部分地里种了青笋等蔬菜外，大部分田地已荒芜。他告诉记者，“在集体经济时代，春节之前村民已种上油菜、小麦、土豆，到了二三月份，油菜和小麦长出一尺多高，远望绿油油一片，看不到一块荒田。但是现在老百姓有了打工收入，种田种地也只是农民个人的事情，最多老年人愿意种种口粮，田地大部分都荒了”。

　　村民们劳田耕作延续了千百年，现在纷纷迁离。在问及岳玉玺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感叹道：“山区农村向城镇转移，这是大趋势，只能顺其自然。”对于这个村庄的未来发展，他提议：“如果能争取到国家的扶贫资金，把这些分散居住的老弱病残户集中到一起就好了。或者引进外资，进行山林开发，否则村子无路可走。”

　　山民迁出深山在县郊形成了新的村落

　　据介绍，以山区农民的迁居为中心，山区村落“空心化”伴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和城镇化发展。据调查，南江县小河镇东榆村由6个村民小组组成，现有农户629户3012人。总耕地面积5489亩。东榆村每年的经济收入一部分是靠农业，另一部分是本村在外工作人员的收入。两者之间占总收入的比例为3:7。

　　近年来，迁居和常年在外务工的村民占全村人口的60%，他们的生计渠道分为两大类：一是除春节回家外，常年外出务工；二是在城镇当地就业。外出务工的村民，通常是在外地已经创业的中年人和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后者，在他们还没有能力在大城市买房定居之前，在县城居住只是过渡性的选择，就算在城镇已经有不错的工作机会和收入，他们依旧希望在城市中扩展视野、接受历练。在城镇当地就业的村民，通常是中老年人和部分守家的妇女。

　　由于当地县城乡镇产业近几年发展迅速，县域服务业也随之兴起，迁居至县城的农民的就业在短期内已不成问题。他们或在乡镇企业做临时工，或从事服务业，或做点小生意。

　　迁离山地的村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迁入地，仅在县城郊区的朝阳村，源自山区同村的新居民就有十多户。最初，是刘海彬家庭2005年底迁入此地，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村落的亲朋好友也纷纷迁居至此。春节期间，他们互相拜年，互贺迁居、结婚；平时，他们来来往往，互相照应。虽然与迁入地的本村村民也有来往，但来往频率和情感依托远不及同村同源的亲朋好友。

　　“一直想在城里买房，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南江县城一个新开盘的小区，每10套房子中，农民登记购买的就有三四家，而且大多是一次性付清房款。

　　“一直想在城里买房，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岳玉玺兴奋地说。十年前和同村村民一起到西安打工，由于自己能干、勤劳踏实，工资也由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现在的2000元左右。最近，靠着自己的积蓄和亲戚的“赞助”，他在县城花18万元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

　　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商品房开发步伐的加快，像岳玉玺一样在城里买房的农民越来越多。据了解，南江县城购房出现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县城居民购买，第二次是乡镇干部及乡镇老师进城买房，第三次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开始涌入。更多的村民都进城打工赚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攒下了钱，也熟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便希望成为城市的一员。

　　目前县城购房者中有40%左右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还有30%是乡镇老师和乡镇工作人员，他们构成了县城买房者的两大群体。

　　村办小学面临“挑战”

　　东榆村是由6个自然社组成的，村里目前还保留着一所有着30年历史的小学——东榆小学。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不少农村孩子也开始跟着父母到城镇接受义务教育。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使城镇小学“人满为患”，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学校日益“空心化”，农村学校生源不足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据介绍，目前该校共有四个年级，五、六年级缺失，全校共有50多个学生，6名教师。2000年前，东榆小学还有150多个学生，从2005年开始，学生数量逐渐减少。对于学生的减员，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增自然人口减少，80后的独生子女一般都是一个孩子，每年的新增人口本身就不多，其次，随着农民经济条件的好转，一部分人手里有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和教育条件好的地方，久而久之，学校剩余的学生就不多了。

　　新生代村民热衷职教学技术

　　从东榆村现有村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多数以初中学历为主，大约占到六成左右，高中大约占三成左右，而初中以下的仅占到一成。现在，他们已经热衷去上技校学技艺，尽管各类技校的宣传在当地还不算全面，而国家的种种优惠政策让他们对技校和职业学校“情有独钟”。 不少人对此表现了相当的兴趣，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比例会更大。

　　但是，从学历与流动相关性来看，无论学历怎么样，似乎村里的青年都热衷于外出打工。不同的是以大专为分界点，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人会认为他们是城里人了，一般不会再回农村。而大专以下学历的大多数人认为根还是在农村，还是要回来的，只是在外面打工而已。对于婚姻地缘性的影响也是相关的，大专及以上的似乎更有机会或有更大可能去找“外地”的对象，而大专以下学历的则相反。

　　生活方式与城市越走越近

　　采访中，随意找个农民问“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对方一定回答：路、水、通讯、有线。两年多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让东榆村的基础建设实现了重大突破——告别了祖祖辈辈踩出的泥泞路，走上了通畅路；摒弃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井水，喝上了安全水；拆除了泥瓦房，住上了宽敞房。部分农民还用上了沼气、太阳能等新型清洁能源，足不出户就能入厕，就能洗热水澡，通讯、有线更是拉近了与城市的距离。

　　东榆村还是有农业生产，蔬菜可以自己种，米面也一样，喝水可以自己打井，年龄大的人一般出远门的机会不多，距离自己家里近的地方都有简单的交通工具。过年了，按照中国农民的传统习俗，就要宰杀家畜，腌制各种腊肉。餐桌上的绿菜也没有以前那样单调，辣椒、蒜薹、竹笋、莲藕成了餐桌上的必备品。这些菜除了自己种的以外，有时也会去县城统一购买。人们在饮食上也彰显了色、香、味俱全及健康的饮食观念。

　　后记

　　在大都市和农村之间他们选择了县城

　　大部分村民，不愿意重新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状态，无法回到已经了无人烟的山区孤独生活，对乡土的认同和归属感也已经消散。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完全适应并融入大城市，难以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这一两难现实使他们大部分采取了折中的方案——迁居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县城和镇。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农民自发地外出务工的个体化行为，已经结构性地影响了中国30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大部分农民都有一种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结。他们有着对土地和亲情的强烈依赖感。长久漂泊在城市和农村间的他们，如今折中地将生活归属选在了大都市和农村之间的“县城”。而这是在中国大都市与农村两极化地域发展的今天，中国农民再次开创的一条符合中国城乡实际情况的“城乡一体化”新道路。

　　面对农民自发的这种开创，岳玉玺谈道：“县城买房的打工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种过田，他们大多读完初、高中，便汇入南下打工大潮之中，在城市里谋生。他们不会种田，更不愿种田。像在成都等大城市里，凭靠劳动力所换取的微薄收入，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那里，因此县城成了他们最好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