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既可以成为救人的良药，也可能沦为害人的工具。例如，吗啡可以用于其他镇痛药无效的急性剧痛、晚期癌症病人的止痛、镇静并减轻心肌梗死患者的心脏负荷等。但是，由于连续使用可成瘾，吗啡也是毒贩与吸毒者眼中的“至宝”。吗啡作为麻醉药使用时，价格低廉；一旦流入毒品市场，身价便会几何式暴涨。对麻醉品实施严格管控，原因就在于此。
同理，作为治疗手段，心脏支架是有效的。然而，手术不是摇钱树。一些医疗机构做心脏支架手术上瘾，不容小视。这不仅表现在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心脏支架手术变为必做，而且支架的植入数量大有“多多益善”的趋势。在这背后，是支架手术的暴利以及某些医院与医生的利欲熏心。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在全国两会上透露，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3000元，卖给医院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出厂价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受到巨额利益的诱惑，许多医院争相开展支架手术，甚至下达使用指标。某些频频走穴的心内科医生，每年的灰色回扣可达数百万元。国外的病人很少使用3个以上支架，国内不少病人却被放入5-10个。一系列惊人数字不止令人汗颜。
对患者而言，医生说要做手术，自己不敢说不。至于到底该不该做，恐怕只有天知道。面对做心脏支架手术的人越来越多，某些患者也变得麻木，甚至产生从重心理。这进一步导致支架手术越发泛滥，手术风险与术后服药的副作用却在不断积聚。
不禁要问：拿什么医治暴利与盲从下的“心脏支架病”？
一方面，一些手术到底该不该做，应有医疗监管与社保部门进行抽查。如果患者存在疑问，也应有独立的医学申诉机构审核答疑。
另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难道不知道心内科、骨科、牙科等使用的器材蕴含暴利？药品降价令已有过多次，针对医疗器械的降价令却寥寥。有人说，限价令治标不治本。但是，如果既不治本又不治标，对医疗暴利采取默许态度，漠视患者的沉重负担，何尝不是严重的不作为？丧失的又是谁的公信力？
医疗体制改革，改变以药品、检查、医疗器材养医的格局，的确是个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也是从点滴做起，应从现阶段能够做到的着手。积极务实为患者解忧，远比放空炮有意义。遏制各类医疗器材蕴含的暴利与回扣，减少不必要的手术与器材使用，迫在眉睫。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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