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接连几起暴力事件，都有孩子直接或间接受害——孩子，在我们的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也许，“在我们社会中”这样一个讨论范围，过于模糊了一点；把讨论范围规定在“在社会管理行为中”，也许更准确一些；“孩子”自然也是一部分孩子，管理对象的孩子。
　　
　　《新京报》报道，北京田先生，是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读小学的9岁女儿小颖（化名）正放暑假，田先生想让她摆摊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便与女儿在自家附近的前海摆地摊卖些小台灯、多色灯。田先生用A4纸打印了一张说明：“我是小学生，社会实践，挑战自我，快乐假期，城管叔叔多多支持，谢谢。”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挑战”了谁。25日晚9时许，什刹海综合整治办公室人员前来“执法”，多名管理人员当着孩子的面，殴打田先生，田先生在双手被控制时也咬了对方。从视频中可以听到田先生9岁女儿的哭喊声：“别打我爸爸！”哭喊声充满了惊恐，一直喊到嗓子干呕。当时有围观市民多次高喊：“有孩子呢，算了，别打了。”但是，他们继续“执法”，继续“管理”；女孩继续惊恐。
　　
　　（二）
　　
　　9岁的孩子，已经记事并懂事了。她说：“我一定要回去告诉我的同学今天发生的一切。”暴力侵入了她的心灵，会对她的心理、个性以及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今后要工作，还要恋爱、结婚、养育孩子，她会如何对待走进她的生活、她的世界的人？她的世界还是25日晚之前的那个世界吗？快乐，纯真，没有对人的害怕、防范、仇恨。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打碎了；这个被打碎的世界，今后会不会去打碎另一个世界，成为另一个世界——比如她的孩子或她所遇到的别的孩子的悲剧之源？
　　
　　（三）
　　
　　“当着孩子的面，殴打……”，老实说，这样的文字表达，本人也不是很习惯。打都打了，打就打了，还在乎是否“当着孩子”？这样说话，语气才自然，合乎逻辑，更合乎习惯。特别强调“当着孩子”云云，像是在找碴，在吹毛求疵——在我们的文化中，在相当多的人的意识中，“当着孩子的面打人”，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不在“注意事项”之内。尤其是在行使权力，行使管理职责时，在做“正确”的事情时，好像更无须考虑孩子是否会“惊恐”。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类似的管理行为屡屡出现呢？
　　
　　今年3月7日，广州城管在“管理”一名带小孩的年轻女商贩时，一名城管人员掐住女商贩的脖子并往下按，最后用一种塑料铐子将女商贩双手反绑。有一张现场照片在网上引起众人愤怒：被反绑的母亲蹲在执法车旁，才1岁多的小女孩偎依在母亲怀中哭，年轻的母亲身体前倾，呈抱孩子的姿态，但反绑的双手无法抱住孩子。整个“管理”过程，都是“当着孩子的面”进行的。
　　
　　（四）
　　
　　母亲的怀抱，对一个才一两岁的孩子，就是整个世界。才一两岁的孩子，心智的成长刚刚开始，会不会产生“惊恐”的感受？那么她当时是什么心情或感受？或许她还不会“感受”？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通过文字去抵达孩子的内心。我们无法进入她的世界，虽然我们也来自那个世界。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被植入暴力后，如何支离破碎并且难以愈合？
　　
　　（五）
　　
　　这些打碎孩子世界的人，他们的世界曾经被人打碎过吗？这种可能性很大。
　　
　　昨天，《潇湘晨报》报道说，长沙退休教师温庆福，每当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文革中用暴力行为对待老师张琼英的行为，就愧疚不已，他怕再不道歉就晚了，投书当地报纸，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该报收到张琼英子女的回信：“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报道说，温庆福记得，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当时的青年“积极分子”温庆福接到任务，带人去抓张琼英。“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之后，张琼英被押着离开了她的居所。温庆福看到“她的两个女儿惊魂未定，强忍着和母亲离别的痛苦样子”。
　　
　　（六）
　　
　　显然，两个孩子“惊魂未定”的神情，一直留在温庆福的记忆中，“惊魂未定”一直刺激着、提醒着温庆福的良知，让他内心不得安宁，直到他向世人公开忏悔。
　　
　　这种暴力行为，在那个年代是受到鼓励的，因此，这种暴力十分普遍，这种惊恐不安也十分普遍。凡50岁以上的人，凡记忆功能正常，都曾亲眼目睹。但是，文革结束后，没听几个人说起，一段刚刚结束的历史，竟然无声无息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温庆福的忏悔才会成为新闻。但是，暴力是一种能量，必然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释放，而忏悔也是一种释放；一代代传承下来，体现为一种“管理”行为，“执法”行为，也是一种释放，比个体行为的释放更强大，释放到谁头上，就是一场灾难，人性的灾难，人道的灾难。如果我们不能遏制暴力管理，我们将一直生活在惊恐中。
　　
　　暴力是一种能量，必然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释放，而忏悔也是一种释放，“执法”行为也是一种释放。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