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而且,中国古代讲“以吏为师”,官员是社会的德行标杆。你做官做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德和百姓的私德。
顾名思义,行政文化由两个词组成,一个“行政”,一个“文化”。我的理解是:以“行”明“政”,以文化人。把“行”与“政”拆开来讲,就是说通过行政人员的行为来表明一种政治理念、政治文化、政治立场,这是根本之根本。因此,行政文化首先是一个行为文化。
当然,文化最根本还是落到人上。一方面强调它的客观属性,行为性;另一方面是有很强的主观属性。这就是同一个单位的人,却可能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行为表现。比如,有的人清正廉洁,有的人却贪墨成性。当然,也有不少单位出现了沆瀣一气的问题。以文化人,最终落到人上,打动人、影响人、改造人,这非常难,但非常重要。
联系到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打虎拍蝇、加强作风建设的这样一个气场,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再造、执政团队重构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意义很重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行政文化非常重要?在于其有三性。
第一,基础环境性。文化是风气的内核,风气是文化的外显。其实,风气就是“社会空气”。社会上有清风正气,也有歪风邪气,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对于公职人员来说,行政文化是基础性、环境性的,甚至是难以选择、只能适应的。比如,与潜规则和“逆淘汰”作斗争,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为继的。
第二,载体依附性。看起来文化看似无形,但是却充满了有形载体。我常说,官员有不良的文风、作风、会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良的话风。老百姓就是通过官员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想什么、说什么这些有形的载体来判断文化水平。当然载体有直接的,有间接的。
第三是演化扩散性。鲁迅先生讲过,谁能拽着头发离开地球?现在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党风、政风的滑坡、退化与社风、民风的退化,形成了一个“逐低竞赛”。不论体制内、体制外,不论是有没有权力,“差不多、过得去”就行了,向较低标准看齐。这不仅麻烦,还会扩散。干部也是社会人,也会受影响。如果社会上天天都是郭美美“卖肉”、晒富、炫奢,党员干部能不受影响吗?对这样一样风气和文化的演化扩散问题必须予以重视。
第二个问题,从当下的时间节点上,建构行政文化应捕捉问题的重点、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坚持问题导向。
建构现代行政文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现实,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如习近平同志讲的,中国的问题要在这片土地上解决。所以我认为建构行政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围绕两个字:“做官”--起码得“做”的像个“官”。自古以来,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而且,中国古代讲“以吏为师”,官员是社会的德行标杆。你做官做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德和百姓的私德。不久前,一个人大代表说他去地方上调研,领导干部有个口头禅,我的GDP是多少,我上了多少大项目……一个新闻发言人在十八大的时候,口头禅也是“我的什么怎么样”。其实,这就是“家天下”的思想表现,他其实想表达的是我的“治下”政绩怎样,我的“一亩三分地”业绩如何。
从深层次上说,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职业观,所谓“官”是一份社会职业,是一个公共职位,你“受禄”必须“有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另一个是权能观或者是权责观,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公共性、公益性始终是第一属性,你应该成为公仆,而不是相反。公职人员应该围绕你的行为体现出文化感,要做的像个“官”。“官”,从古至今,意味着公共德行的标杆,公德和私德的模板。
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当代行政文化建构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底线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经济的新常态与政治生态的再造,关键词就是底线。底线文化,以八项规定为代表,非常具体直观,可见可感可信。八项规定就是给高层的施政行为划定了底线。建构行政文化,不能老是“形而上、高大上”,而要先把“形而下”搞清楚,把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行为清单的边界搞清楚。守得住底线,才可能去追求高线,这是行政文化重构的重要起点。
第四个问题,说到文化就离不开价值取向。在当下很好的作风建设格局下,我认为应该大张旗鼓的倡行三个导向。
第一,责任导向,即责任前移、权力后置。在与老百姓打交道过程中,不能只有权力思维,只会用权力说话,必须学会“说人话、办人事”,少打官腔、少伤民利,要强化“有权必有责、用权要负责”,这就是文化再造的过程。
第二,执行导向,即执行为王,效果至上。八项规定,就是以行为本。执行最重要,效果是第一位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事不嫌其小,权不嫌其小,钱不嫌其少。抓行政文化和抓作风建设一样,要抓三节,即“小节、细节、年节”。
第三,民意导向,即民意为本,公益为根。长期以来,似乎都有一种“官意”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百姓心为心”。民意为本,公意为根,根与本不能丢。行政机关有严格定义,围绕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与行政人员,他们身上所负载的形象、风气、气质、价值观等等,如何体现出把群众利益放得比天大,我认为是今天的“破题”所在。
第五个问题,构建行政文化的基本路径有“三体”。
第一,抓责任主体。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上。我认为行政文化可以分层,比如上层、高级干部重点是建构科学决策的文化、班子团结的文化等。我们必须重视的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之中,某些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很多都体现出公德,比如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消费方式等都是这样。
第二,抓行为载体。重点是改进官方形象和公务行为,以“钉钉子”的精神治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浪费、公款送礼、公款出书、公款盖楼等“涉公问题”,让节俭廉洁成为风尚。只要涉及到公权、公款的,凡事必须要慎而又慎、紧而又紧。
第三,抓网络媒体。行政文化与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是权力就要接受监督。网络监督是很好的他律方式。中纪委开通官网的做法就很值得推广,这个网站逐渐被打造成反映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的永不关门的意见箱、廉洁文化景观永不落幕的“世博园”和党风民风正能量永不间断的中转站。当前情况下,尤其应当加强网络监督对行政文化的倒逼,让“假恶丑贪”的现象无处藏身。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