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一件事情断定好人坏人，并扩大为对一个群体的评价，这无论如何是轻率的。

　　淮南“扶不扶”事件发生至今将近20天了，其间事态几经反转：开始时近85%的受访者倾向袁宸，认为她遭遇“扶人被讹”；后来的报道表明，她当时并不很肯定自己没撞到或碰到桂庆英。桂庆英家人认定袁宸撞人，至少有一部分依据来自袁宸本人；这也和四川达州的“老人被扶反讹人”有明显区别。但是为什么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有那么多人选边站？这和一个时期以来“坏人变老了”这一说法的流行有没有关系？

　　在“坏人变老了”之前，还有一句“不是老人变坏了”，听起来像是给老人“平反”，但是，“坏人变老”仍然把“坏”跟“老”捆绑在一起，并没有起到“正名”的作用。捆绑的结果，是很多人意识的固化，思维的公式化，遇到以老人为一方的纠纷，在事实都不清楚的时候，就习惯性地把老人划拉到“坏”的一边。公式化的思维方式的“好处”是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某个“规律”，好像掌握了万能钥匙，一把钥匙开万把锁，面对个案，不需要分析具体而复杂的对象。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老人变坏”、“坏人变老”这类说法，可能迎合了一些对某个群体怀有偏见或成见的人。现实地看，所谓“老人”，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不断有人退出这个群体，又不断有人加入这个群体——几乎所有人都要加入这个群体。如果说老人可能变坏，有人则还没老就变“坏”了。为什么要在“坏”字上加引号？说实话，凭一件事情就定性某些人为“坏人”或“好人”同样不恰当。一个人在某时某地做了坏事，可能在另一场合做了一件好事——又好又坏，有时坏有时好，这是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即便是确有讹人行为的老人，他就不曾或不会做好事？凭一件事情断定好人坏人，并扩大为对一个群体的评价，这无论如何是轻率的。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在淮南“扶不扶”事件中，倒是年轻的袁宸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开始她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撞人没有，至少她的表现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到后来她相信自己没有撞人，并为自己辩护，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有人作证的确信，有多少是害怕承担高额医药费？这些可能只有她自己最明白。这其中即使有自私、推诿的成分，也同样不能简单地给她贴上某种标签。所谓“标签”就是最终定性、定论，就是否定变化，否定多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否定是一种强大的舆论，对一些人会有强烈的暗示作用，甚至导向作用，压倒当事者人性中向善的因素，而负面因素会得到放大，最终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当人们，特别是占有话语优势者，用一个固化的眼光看待、评价一个人，这个人最终就会真的变成这种人，而最终的结果在人们看来是证实了先前的评价。人们一般不会认为事情正好相反，这个结果恰恰是某种事先的评价以及一系列相关态度和行为所导致，甚至是所希望的。要说明这一点，比否定这一点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