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或许可以将上个星期概括为“国际会议周”，有关全球气候问题的德班会议、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波恩会议、有关石油价格的多哈会议以及有关欧元前途的柏林会议陆续召开，这些会议的共同点之一是全都涉及到当下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而另一个共同点是几乎没能取得配得上所磋商议题的重要成果。
    落实《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协议最后虽然得到通过，然而，发达经济体没有哪个国家反思自己要对德班会议的举步维艰承担怎样的责任，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指责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所谓“基础四国”如何拒绝承担普遍责任上了。
    就取得的成果而言，柏林会议和德班会议恐怕也只在伯仲之间。共识倒是有，可是一份另纸文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得了欧盟国家的财政政策呢？至于说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和多哈石油大会，值得记述的成果就更有限了。一个号称要解决阿富汗问题。但最重要的相关国家巴基斯坦拒绝出席；一个声明要稳定全球石油价格，但最重要的产油区中东却持续动荡不安。
    人们一度相信，就全球性议题提出全球参与的解决方案是此轮全球化带给人类的进步之一。冷战时期某两个国家商量一下就制定出所谓“国际规则”以及冷战结束之初某个国家不和任何人商量就作出影响全球的重大决定的行为方式已经成为历史。21世纪的最初10年过去之后，国际社会处理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重大议题，诸如气候变化、金融秩序、能源价格、战争与和平等等，往往倾向于召开大范围的国际会议，努力制定出具有普遍约束力至少是拥有道德高度的行为规则。
    当然，主会议室旁边小房间里面依然是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大国博弈。但相较起百年前的华盛顿海军会议和数十年前的《反导条约》，国际关系民主化进步的幅度还是不容否认的。
    只是全球性会议越来越多，尚未解决的难题清单还是长得没完没了，被打上“已解决”标签的依然没有几个。很大程度上，造成当前国际议题应对进程缓慢的原因并非是“人多嘴杂”不好办事儿，而是在全球平台上长袖善舞的主导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对全球性议题的设置和把握能力。联系到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必须承认国际治理的水平近年来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
    换句话说，之前的全球参与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在小房间里“密谋”的主导国家有本事让小范围协商出的结果被全体会议所接受，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小房间制度”表示不满——或者是自己也打算获得小房间的入门资格，或者是希望干脆关闭所有小房间。
    当然，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新兴行为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覆原有的力量格局，角色转变只能遵循着从参与者到怀疑者到反对者再到新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这一规律。当下全球议题进程缓慢的背后其实是新兴行为体正在从怀疑者、经过反对者阶段向新规则制定者过渡。
    以德班会议为例，尽管成果有限，但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则是会议最后时刻达成成果的主要驱动力。“基础四国”不为外界干扰，没有被“小房间”里释放出的谣言所动摇，而是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把减贫与减排有机结合起来，并推动绿色气候基金成立，在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才最终推动改变了“国际气候”。　　
    新兴行为体虽然暂时没有能力制定新规则，但已经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不再单纯扮演参与者的角色——从“基础四国”在德班会议上的表现，再到巴基斯坦拒绝参加波恩会议，都是如此，差别只在于使采取积极行动还是采取消极行动。甚至可以说，希腊在债务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加拿大在德班会议刚结束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旧秩序的日薄西山。后者的做法被伊朗称为“流氓”行径，这个过去被西方用来形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词语现在被用在指称加拿大的倒退和不负责任，倒也贴切。
    既然旧秩序在某些方面已经遭致原主导者的背弃，那么新兴行为体何妨挑战甚至冲破更多不合理的牢笼式“小房间”，引领新秩序的重构。但，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新兴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和从前的主导者并无二致的话，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国际社会的集体不负责任，导致涉及人类未来的全球议题应对失败。
    因此，如何在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同时，努力保证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和重大地区性议题时依然具有可容忍的低效率？这是新兴行为体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德班会议上的艰难折冲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弘扬这种精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信心和决断力，是未来新兴行为体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新规则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