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我们认为，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
首先，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原有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生成渊源考证与生成要素的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社会语境、个体经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考察这些生成渊源，厘清外国文学经典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发展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入理解经典文本的审美特性与思想艺术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探究西方文学经典在生成过程中的东方渊源，更能凸现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同样，关注劳动歌谣、抒情诗、十四行诗、英雄史诗等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吠陀》、《圣经》、《荷马史诗》、《神曲》等重要文本的形成、翻译和改编等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也在一定意义上映衬了外国文学经典对人类思想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探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要素和渊源，目的是将其作为我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借鉴。
其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这一转向，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从而审视与反思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精神基因、生命体验与文化传承。我们关注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是探究“外国的文学”怎样成为我国民族文学构成的重要部分以及对文化中国形象重塑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既要宏观地描述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在中国传播的“路线图”，又要研究和分析具体的文本个案；在分析文本个案时，既要分析某一特定的经典在其原生地被经典化的生成原因，更要分析它在传播过程中，在次生地的重生和再经典化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它所产生的变异和影响。
再次，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纸质文本的单一媒介流传转向音乐美术、影视动漫、网络电子的复合型的跨媒体流传。文学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其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历经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纸质文本和纸质文献难以适应时代进步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范畴也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以跨媒体研究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应当注重探究外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纸草、泥板、陶瓷、青铜、楔形文字等独特传播媒介的使用及其意义，同时，应当对传统文学经典的现代传播以及传播途径予以充分重视，让新的传播媒介在传播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最后，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外向型”研究转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塑。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文化，而是服务于中国文化建设。应当将学术的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以及学科原有的基础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兼顾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促进各个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发扬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中国精神”，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因此，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的经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还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传播，树立我国文学经典译介和研究的学术思想的民族立场，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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