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生来就既会做又会说，一般来说都是政客；还有的人是会说不会做，会做不会说。钟正林属于后者。我听四川的许多朋友说，与他在一起，很少听到他谈小说，更多的是枯坐或是聊些社会上古怪的人和事。但接触久了，我渐渐感觉，他一旦打开了话匣子，还是很健谈的，寡言的外表下潜伏着的是尖锐的观点和丰沛的思想。作家周克勤曾说过：“我之所以不善于讲话，是因为我喜欢用笔倾吐。”我猜想，钟正林之所以在近几年内就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当代》《钟山》《江南》《长城》等刊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并由作家出版社列项出版了三十万字的地震题材长篇小说《山命》是与他非常喜好周克勤和歌德的为文原则有着关系的。他曾对我说，他写小说主要是为了倾吐自己的忧虑和解开生活中许多人和事的如麻纠结。即这个社会在大工业的驱动下火车冲向悬崖的大趋势，过极的工业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性。他近几年的许多小说，如多家选刊选本选载并受评论家雷达、陈晓明、白烨、贺绍俊等评介的《鹰无泪》《可恶的水泥》《气味》《秃了》《气味》《河雾》等，包括地震长篇《山命》都与被戳伤的大地和人性有关。

    在德阳那个重工业城市的一个角落，有一个梧桐和湖水环抱的庭院式院落，那是已有办报近30年的《德阳日报》，钟正林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被报社安排在报纸主编文艺副刊。他去了后，报纸的文艺副刊首先在文艺品种上尽量完善。如：生活纪实，文化风物，诗歌，小小说，言论，读书等栏目都轮回推出，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山东、重庆、成都等全国各地的作者投稿，当中不乏名家。鹿头山文艺副刊现在每天的来稿量都在200件以上，他每周一个整版只能容下10条。他主编的副刊有个特点，版面上没有广告。钟正林说，他编稿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许多作者的素材情节是坐在书法里莫法想象的。

    今年初，我与钟正林接触是在一次休假中，他将《山命》相赠于我，谦逊地嘱我“指导”。我自知谫陋，力难胜任，只好推诿。再者，我对小说读的多，但实践的少。一次深入交谈，我对他才有所了解：他上山下乡务过农，并当过民办教师、电视台记者，前几年调到报社当副刊编辑。正林说：“欣慰的是我的小说叙述把川味语言较好的糅合进去了。我的小说故事和情节都是与我一样甘苦过的人与事，我有力气把他们用文字写了出来。”的确，他的小说不但为当代文学描绘地域文化打开新的思路和路径，更是在浮华的当下社会乱象的一打清醒剂。正是他的大音若希的呐喊，文学界有了些赞许，也有诸多批评和争议，对他的方言式叙述和反工业题材也有许多的忽视和遮蔽。他对这些都尽量的回避。他说许多对得起历史和良知的作家在当时都不是很受欢迎的。如：曹雪芹，蒲松龄，沈从文，卡夫卡，福克纳，哈代……

    文学作品离不开爱恨情仇。小说更是如此，它的中心构筑是人物刻画，如果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能像雨果，托尔斯泰，鲁迅一样给读者留下几个深刻烙印的人物，那这个作家就没有白活了。阅读钟正林的小说，《人人偷盗》中想一身清白最终与全体村民被工作组定为贼娃子的陈队长；《可恶的水泥》中历尽艰辛修好几间砖瓦房准备接婆娘时而又要响应政府勒令修川西木房埋怨自己背时的富娃子；《户口还乡》里想尽屁儿法先把户口农转非进城，现在林权制度改革在城里无所事事的又倾家荡产欲把户口弄回山乡的雷大田和妻子帮容；《舅舅的土地》中宁愿不要工人指标要几亩土地牵扯进他人命运的我的舅舅；《黛色的核桃花》中的去查处环境污染反而把自己牵扯进强奸案的环保局副局长刘加林；《村长之死》中在办厂致富以假死赖掉贷款的田村长。钟正林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带有鲜明的时代悲剧性，如他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调。文艺报副总编、评论家木弓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钟正林或许在向当代文学增添着鲜活的人物画廊。

    “我要爱我的寂寞。”钟正林说这句话是从歌德的“你要爱你的寂寞。”那句话偷来的。钟正林非常喜欢这句话，久了，就把“你”字换成了“我”。歌德在那样功成名就的文学盛世里都那样清醒孤芳，在文学已成为宗教式精神坚守的多媒体的今天，可见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寡欲清心，深居简出，独思慎行。只有在默然的寂寞中“莲花自馨，金刚不坏。”才能守得住自己，和那一颗许配给文学的忠贞不渝的小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