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春寒料峭。上午9时许，一辆急速行驶的警车在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叉口停下，很快街上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此时在大耳胡同39号一间屋子里，一个身穿中山服，体格矮胖，秃头顶、大眼睛、说话有些结巴的老头儿正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抽烟解闷儿。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你叫李家琪吗？”

“是，我……我叫李家琪。”说着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公安人员一边出示逮捕证一边说道：“我现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你被逮捕了。”

听着民警威严的声音，李家琪一时间呆若木鸡，痴痴地站着一动不动。当冰凉的手铐锁住他的双手时，才如梦初醒，哆哆嗦嗦地在逮捕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被押上警车。第一次审讯随即展开。

“你叫什么名字？”民警按法律程序发问。

“李家琪。”

“哪年出生？”

“1927年阳历4月21日。”

“籍贯？”

“河北省丰润县。”

“说一下你的生平简历。”

“我从小跟父亲由老家来北京，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李家琪说，1941年上高中时，他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任交通员，后任军统上尉参谋、大队长、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1947年8月在鲁中南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时被人民解放军捕获；1953年11月被济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送青海省服刑；1958年又因涉嫌犯罪被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被宽大释放，后留场就业；1981年1月由青海正式回到北京。

“李家琪，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逮捕吗？”

“知道，因为我给境外特务组织提供情报。”

“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全部问题。”民警说。

“既然我已经走到这地步，我一定老实交代。我现在脑子很乱，血压不稳，我知道自己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我愿意接受惩罚，希望给我留条命。”李家琪显然有些紧张，说完低下了头。

“你和境外特务机关何时挂上钩的？”民警问。

“1979年九、十月间。”李家琪回答。

“你的任务是什么？”

“搜集情报，发展组织。”

“你发出过多少封密信？”

“100封左右，加上明信片共120多封。”

1979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在神州大地刚刚开始，人民热切期待着国家富强，而敌对分子却蠢蠢欲动，兴风作浪。在青海省西宁铁工厂劳改就业的李家琪也是其中一个。

1975年受到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的李家琪，仍不思悔过，窥测形势，等待时机。

……

据李家琪交代，1979年初夏的一天，平日里就和李家琪臭味相投、无话不说的陈天民兴冲冲地找到李家琪，说他要去荷兰探望开饭馆的儿子。李家琪听后心中暗喜，觉得这是自己出头的好机会。

陈天民是广东人，在香港有家，解放前充任县国民党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与香港黑社会组织勾结作孽，1956年在上海被逮捕判刑，后送青海劳改，和李家琪编在一个队。陈天民告诉李家琪这次探亲只要出去就不回来了，有事可以帮他办。

就这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李家琪亲自陪陈天民到北京办出国手续。在陈天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李家琪把心中的秘密悄悄地吐了出来，他拜托陈天民出境后，找国民党保密局接通关系，或找他的“妹妹”李家宝，联系上后就用“家宝”的名义写回信，并特意告诉陈天民千万要记住：国防部保密局在1947年给李家琪规定的化名叫郑辰，代号为“1078”。

一个月后，李家琪接到了陈天民从荷兰的来信，说“找到了李家宝，你就放心等信吧”。

从此，李家琪天天查找或到别处打听有没有自己的信件。这一天，果然盼来了“家宝”的来信。信中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及难忘的“兄妹之情”。李家琪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忘了形。

但乐极生悲，几天后他骑马从马背上掉下来，腰、腿摔成重伤，躺在床上。

与特务机关挂上钩后，“家宝”多次来信说要派人同李家琪接头，布置任务，开展工作。但碍于腿伤，李家琪只得将接头日期一推再推。

1980年9月，李家琪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境外的接头人，他们会密谋怎样一个不可告人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