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物保护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无意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恶意的损坏，但多为人为的建设性破坏。从江苏镇江入围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遗址，到安徽泗县近千年的释迦古寺，文物古迹正频频成为一些地方追求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无不是明证和说明。正因为如此，山东南水北调工程避让20多处文物点对当下社会具有纠偏和教育价值。

一是教育社会和公众尤其是官员、开发商要本着对历史、对城市、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待文物，不能“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四两轻”。 根据有关法规，当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出现冲突时，应该是经济为文物保护让路，但现实恰恰相反，甚至出现恶意破坏古文物的行为。从近年来文物古迹和城市建设之间的较量越发激烈的情况看，主导某些地方官员行为逻辑的思维只有一个——实用主义：历史文化古迹能变现成多少现成的利益，文化古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攫取金钱的筹码和政绩。埃及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应承认，这种理性的姿态恰恰是我们欠缺的，而这恰恰是山东南水北调工程避让20多处文物点的教育价值所在。

二是对文物被利益裹胁的纠偏。山东南水北调工程为了避让20多处文物点，修改了整体设计方案，其中一个方案的修改导致投入多花了将近1.5个亿，并且截止到目前共拨付文物保护经费6700多万元。这样的“用心良苦”可是那些把文物当成利益算计对象的官僚和商人们所能明白的吗？更要命的是，现实中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把文物保护单位卖给开发商的荒唐事情，以至于专家说，“城市开发的推进，我国文物被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更有人用“是文物就总是要消失的，再怎么保护也只是延缓它消亡的时间，既然是这样还不如省点儿钱用到刀刃上，救助失学儿童、关怀下岗职工什么的”。这看似有理，实则是诡辩，不值一驳。

三是告诉我们，《文物法》应硬起来。一些地方肢解了《文物法》，眼中看不到“保护”，只有“利用”，只要有人肯出钱，文物就可任其宰割，变成别墅、餐馆。国家虽三令五申要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把文物保护放在经济建设之前。可不少政府有自己的想法：把地皮卖了，可以赚钱，可若是留着，还得往里搭钱——拨专款保护，像敬神一样供着。由此，谁能奢望文物被精心保护呢？但也正是如此，让我们看到了山东南水北调工程避让20多处文物点的惊醒和启迪要义。

甘哈曼说，人们常常将自己周围的环境当作一种免费的商品，任意地糟蹋而不知加以珍惜。对文物保护来说更不能如此，否则就是犯罪。时代需要更多的工程“避让”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