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房事禁忌去行房的话，简直找不到几个好日子可以做爱了。

我们知道，任何理论要得到大众欢迎，至少要在道德高地上占有位置。房中术虽然说是以节欲养生为主，但是这种理由实在是太渺小太自私了，觉悟实在是太低了，跟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比起来那自然是拿不出手的。

看一下张天师传教的例子就知道了，他的黄赤之道、混气之法，其实说白了，就是房中术。但是他不这么说，他会说我这是鼓励大家繁衍人类，没有人类，宇宙就会灭亡了，所以他把参加过度仪的信徒叫做“种民”。

汉代的官方文献《白虎通义》的《嫁娶篇》上说：“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你看，多娶老婆的理由就是为了多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思想在现代的生活中尚有市场，那么在古代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涉及子嗣问题，连礼都可以变通。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一直很畅销的，比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的育婴宝典，读这种书是想生孩子的准爸爸妈妈必须要做的功课。这种书里头就少不了收有“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

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大抵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希拉里·克林顿就曾经在美国国会抨击中国的生育政策，以为中国人连生育的自由都没有。其实她一点也不了解，中国人之所以热衷生育，并不是为了自由，相反是为了不自由。这种热衷是基于对家族的神圣义务——每个男子都有义务使本族枝繁叶茂，一旦无后，则祖宗在九泉之下便不得“血食”了。

这种近乎宗教的崇拜祖先观念导致了重子嗣，尚多子。因此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廿一”，远远超出其他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也就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不妨看看一代大儒顾炎武的例子。他一辈子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波还要著书立说，但是在子嗣问题上却未能免俗。他一生无子，引为憾事，当一代名医傅青主告诉他还有生孩子的可能的时候，他不顾五十九岁的“高龄”纳了个妾。相反，这如果是简单的财产继承问题(当然，对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对顾炎武这种认为天下已亡的大儒来说，就成了简单的问题)，估计顾炎武也就不会这么放在心上了。

科学昌明，如果没有孩子，现代人会去求医问药。那么古代人呢？除了祭拜祖宗鬼神之外，往往只能求助于房中术了。

所以，房中术绝对不是一门下流的学问，而是一门拯救全人类的高尚学问。

每一门学科在其萌芽时期都会有不少的谬误，现代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其他的日子属于安全期。但是古人的求子偏偏是在安全期上大做文章。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胎产书》上就说：“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也有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五日内同房才能受孕。我们先来看一些资料：

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素女经》)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彭祖语)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洞玄子》)

转引《洞玄子》的那条尤其让人郁闷，因为实在是太言之凿凿了。我就有一个疑问，一三四五日到底是生男还是生女都那么明确，那么二日为什么没写？难道是“不男不女”？汗。

总之，这一说法到了明清也没有改变，我们看给顾炎武诊病的傅青主写的《傅青主女科》就知道了，播种最合适的时机依旧还是月经之后的三五天内。不过，错误的常识好像并不妨碍中国人多生。

为了孩子，中国古代人对房事的态度一直是很认真的。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如果按照房事禁忌去行房的话，简直找不到几个好日子可以做爱了。比如《礼记正义》就说雷电大作时，夫妇禁忌交接，否则生子会肢节不全，而且还会给自身带来灾患：“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这种提法比较具象，所以很容易让人接受，于是这方面的案例就慢慢地累积下来，我们下面不妨看看其他的日子啊，比如《产经》就有“九殃”之说：

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则欧逆；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喑则聋盲；日蚀之子，体戚毁伤；雷电之子，天怨兴感必易服狂；月蚀之子，与母俱凶；虹霓之子，若作不祥；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醉饱之子，必为病癫，疽痔有疮。

再看《玉房秘诀》则有“七忌”之说；

晦朔弦望——生子必刑残；雷风天地感动——生子必痈肿；新饮酒饱食——生子必癫狂；新小便，精气竭——生子必妖孽；劳倦重担，志气未安——生子必夭残；新沐浴，发肤未燥——生子必不全；兵坚盛怒，茎脉痛——内伤有病。

以上说的是怀孕之前的注意事项，那么怀孕之后，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这里提示一下关键词啊——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