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的角度看，关羽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这种悲剧也是由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造成的。无论怎么看，关羽都谈不上完美、完善或“至”什么什么。能当得起上述溢美过誉之辞的，只能是神化后的关羽。

关羽神话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并且越来越显扬，历代统治者的认可、赞赏甚至着意打造是一个主要因素。李文也承认，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以李文的举例看一看：首先同意关羽以伽蓝护法神走上神殿的，是“弑父杀兄、奸母淫嫂、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接连四次将关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的，是自封“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但却无德无能的宋徽宗赵佶，他“不惜民财，大兴土木，官逼民反”，最终为金国所掳，死于他乡。为维护关羽神圣形象，首次降旨禁演关戏的，是明代残暴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他的后人明神宗朱翊钧，“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导致“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为消民冤”，三度大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禁演关戏以维护关圣形象的，也是最为残暴的雍正皇帝。而赋予关羽“登峰造极”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是在外忧内患中束手无策、其王朝濒临灭亡的光绪皇帝。

很有意味的是，这些帝王或是暴君，或是无能昏君，或是濒临亡国丧位之君。我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暴君要求臣子绝对的忠、愚昧的忠，他们将关羽作为忠的化身，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昏君在朝政上昏庸无能，则希望国家大事由这个忠心耿耿的神灵替他们操持。而对于即将亡国丧位之君来说，关羽这样的守护神是救他们之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顶礼膜拜关羽的帝王，主要取了他的忠义二字，且最后落实到忠，因为对朋友讲义气，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朋友同时也是主上。在君臣关系上是忠，另外加上一层带情感色彩的对兄长之情义，我想，君王要求于臣下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

如何解释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也拿关羽作保护神呢？如果说统治者主要取了关羽的忠，义也化归为忠，那么揭竿造反的被统治者则主要取了他的义，其忠也化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其实再深究一下，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如果造反成功，大哥坐了皇位，那种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

其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小说《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罗贯中在小说中宣扬和强调的，仍然是“忠义”二字，但通过艺术形象的渲染，让它们比皇帝的加封和褒扬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特别是，《三国演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它的描写是真实的。

李文说《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我看不确：顶多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李文自身就列举了罗贯中不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描写，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三国演义》颠倒历史事实和虚构史实的地方就更多了，不胜枚举。

但这“三分真、七分假”的说法仍然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七分假和那三分真混在一起，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一般读者难以分辨孰真孰假，只得统统接受下来，以为《三国演义》叙述和描写的，是十分真实的历史（读者大多只知道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或者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三国演义》给了我们一个十分虚假的历史，一个被完全美化和神化的关羽。

再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在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需要。除了上面所说最高统治者和造反的被统治者外，例如，当官的供奉关羽，是指望他保佑自己仕途得意，官运亨通；商人们将关羽供奉为财神，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旺盛；一般百姓崇拜关帝，是指望他保佑自己生活平安，少受欺凌，等等。

我很同意李文这样一段话：“对关公的信仰与崇拜，我们不能随意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实际上，通观全篇作品，李文对这种信仰和崇拜的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这种肯定是否简单化，则有待分析。

李文说：“中国经过上千载、亿兆人美化神化的关公，既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亮铮铮、光闪闪的良心宝剑，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的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