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与杨贵妃共舞

公元8世纪中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仿佛刹那间力松劲泄，不但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大批官员向安史叛军投降，地方上官吏劫掠百姓以为己利的行为也十分嚣张，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诗人杜甫记录了这些不堪回首的场景。

每当我们回首盛唐一日转衰的这一幕，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会无法抵御一场地方叛乱？为什么这次叛乱一起，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了呢？

国力鼎盛时期为何出现贿赂之风

其实，在唐朝国力达到顶峰的开元、天宝之际，问题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是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开元二十九年，正是唐玄宗期盼已久的“盛世”已经初步建立的时候，富有中央机构工作经验的苗晋卿被任命为吏部侍郎。

当时天下太平，边疆也少有战事，官职的升迁只能靠吏部的选拔考核。正因为如此，苗晋卿的职责可以说举足轻重。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兼任吏部尚书，但由于政事繁忙，所以官员的考核与选拔工作实际上是交给苗晋卿和宋遥这两位吏部侍郎来负责的。那么，他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呢？

据记载，苗、宋主持选官工作的这几年，“政既宽弛，胥吏多因缘为奸，贿赂大行”。行贿赂之人的目的不外乎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任满需要考核的官员，希望吏部能够给他们一个优等的评判，让他们在升迁时比别人更有“竞争力”；二是等待任命的官员(包括以前做官但暂时未有任命者)希望吏部给他们一个好的职位。

贿赂之风的产生，必定与执政者的为政风格有关。“贿赂大行”的状况为何会在这个期间出现呢？这也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是当时朝廷各机构膨胀过快，在各机构中任职的人员也高度官僚化，导致参加考核、等待任命的人员大大超过前代。从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始，随着要处理的管理事务越来越多、临时性的状况越来越多，原有的管理机构已经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派出很多处理临时任务的人员，他们的称号为“某某使”，如括户使、劝农使等等。这些临时性的工作逐渐变为日常化，导致临时性人员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

第二方面，是科举考试规模的日益扩大，导致出现了一大批有资格任职的人加入等待任命的行列。科举考试产生于隋朝，到了唐朝才初具规模。自武则天执政以后，科举取士逐渐成为读书人向往的出身模式，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被称为“华选”。每年都有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做官的资格，但官员职位却是固定的，僧越来越多，粥却未见增加，直接导致了“买方市场”的日益扩大。

第三方面，是开元中后期的政治局势，使行贿成为官员升迁必备的砝码。当各类机构中的临时性人员与科举出身的人获得任职资格之后，唐朝廷应该对官员结构进行调整，要么进行分流，要么扩大官员队伍，特别是中级官员队伍，让日益扩大的等待任命人员队伍有升迁的可能。

可是，唐朝廷对此一直没有特别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造成大批有资格任职的人长年等待，另一方面，开元中后期李林甫等人做宰相之后，通过他们手中的权力干预官员任命。这种按照规矩办事到老难获重任而靠着钻营投机却能迅速升迁的状况，可以说是开元中后期开始的官场常态。而一旦贿赂成为任职的必要条件，那么官僚队伍自然不会形成对皇帝、对朝廷的真正忠诚，而是表面祥和稳定、内里离心离德了。

为什么安禄山要将选官舞弊之事上奏给唐玄宗

在贿赂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每年有多少人参加选拔呢？据说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中，又有多少是行贿的呢？难以确知，但可想而知不在少数。因此，得到肥缺者未必感恩，而未获美任者必怀怨恨。当然，每年都是怨恨者多而得意者少。这种情况到了天宝二载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次小规模的爆发。

天宝二载，新近受到唐玄宗宠信的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参加官员选拔。前面我们说到的负责选官工作的吏部侍郎苗晋卿和宋遥想要讨好张倚，便在选拔的考核中做了手脚。这次被提拔任命的总共有64人，按照成绩优劣，分成甲乙丙三等，而张奭在其中名列第一。这样一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张奭向来不读书求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吏部进行官员选拔时，要进行政治素质和文化方面的测试，按照张奭的水平，根本不可能考第一。于是众人议论纷纷，舆论哗然。

如果只是参选人员互相议论，可能这件事就会被吏部压服下去，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巧，这件事被一个叫做苏孝愠的人知道了。苏孝愠曾经做过范阳郡的蓟县县令，他在政治上依附于当地的军事将领安禄山，安禄山对苏孝愠非常信任，把他视为自己人。朝廷上出了这样的事情，苏孝愠就将此事汇报给了安禄山。安禄山觉得事关重大，便将这一情况奏报给唐玄宗。唐玄宗不好直接查问此事，便在花萼楼召见这些刚刚被任命的官员，当场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加试”。结果，这一万多人中选拔出的64人，能够通过唐玄宗这场考试的不到十分之一，最丢脸的就数那位名列第一的张奭了，他拿着试卷手足无措，整日没有写出一个字，最后只好交了白卷。这件事流传开来，张奭此举被称为“曳白”，意为“拖着一张白纸”。

合格率不到十分之一，第一名答不出卷，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场面，让唐玄宗勃然大怒。他将主管选官的苗晋卿贬为安康郡太守，将宋遥贬为武当郡太守，将“第一名”张奭的父亲张倚贬为淮阳太守，并下了一道敕书对他们进行严责。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安禄山要将选官舞弊之事上奏给唐玄宗？此时的安禄山，只不过是唐朝的平卢节度使，虽然受到唐玄宗的青睐，但权位不稳、势力不大，因此他揭发舞弊的这个举动不可看做是“居心叵测”，也不会是借机打击李林甫。显然，安禄山是以正义的形象出现，借此举表示对唐玄宗的忠诚。

不过，这次安禄山也有个意外的收获。唐玄宗草草处理此事的做法，也让安禄山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唐玄宗确实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个能够把控大局的政治家，但是他对朝廷的大事处理得如此虎头蛇尾，可见他心不在此。试想，还有什么事比选拔任用官员对朝廷更重要？一个王朝的统治，要靠各级官僚机构，要执行各项政策，要靠各级官员，官员的素质、品德决定了王朝的执政水平与政治风气，忽视了官员选拔政策，就是对国事最大的忽视。

更重要的是，安禄山看到舆情哗然之际，唐玄宗居然没有将此事彻查到底；玄宗做出处理决定后，当初那些愤愤不平的官员参选者没有对此表示非议，也没有继续反思产生这一案件的深层原因，可见君臣对国事都已经到了得过且过的程度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安禄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此后常在玄宗面前表示忠心，也越来越受重用，终于做到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同样，他专制一方的局面也没有引起玄宗和官员们的特别担心，就如同选官舞弊没有引起玄宗和参选者的持续关注一样。到了最后，“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所有人才如梦方醒。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其实从一个侧面刻画出了这个问题：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在杜甫的记忆中，李龟年兄弟的技艺，是大唐盛世的一个象征，在富贵之家欣赏他们的表演，正是四海升平之时锦上添花的美事。那么，为什么杜甫经常跑到“岐王宅”与“崔九堂”去呢？因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杜甫只能在长安的权贵之家穿梭钻营，希望得到他们的垂青，谋得一个官职。然而，长安十年，杜甫除了在这些权贵家中有幸一见李龟年等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技艺，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唐玄宗可是想不到，他处理了苗晋卿和宋遥等人之后，国家的选官政策还会有问题，请托投机之风还是没有得到禁止，而且还被投机者忠实地记录下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史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