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流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电视台负责审查、付费和播出，制作公司全职生产。如果说原始阶段制作公司赚的是劳务费的话，主流模式的制作公司利润则来自于“节流”。“广告收益是归电视台的，制作公司的利润是封顶的，他们需要考虑在电视台给予的制作费内拿出多少作为成本，”陆伟说，“为了提高利润空间，会使得制作公司有意识地节约成本，节目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田明所说的历史性的制播分离，指的是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根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

“它的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获取的利润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另外它不会限制你的投入，为了更高的收视率，必须提高节目的品质，必须请到非常专业的明星、制作人员。这个投入是不能省的，因为省了之后，节目品质会下降，收视率就会往下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种制播分离的模式，就不是有意识节流，而是去开源。制作成本上不会吝啬，而要想办法把节目质量做高。”

严格来说，《中国好声音》并非因为“特别”才得到成功，而在于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乎都做到了“极致”才爆红。观众们所看到的顶级导师、原版转椅、高级音箱、零点乐队贝斯手王笑东和黄金调音师金少刚等“顶级元素”，其催生根源都是制播分离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优势是，你可能赚到很多钱，劣势是节目一旦不那么成功，亏钱的风险就很大。以前那种合作方式几乎没有风险，收入完全是可控的。”这种首创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模式，应该也是《中国好声音》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找不到“婆家”的原因，也是浙江卫视考量后做下决定的筹码。

导师们的“分红”

在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众多报道中，有一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好声音，导师酬劳2000万》。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导师的收入，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陆伟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对时代周报记者披露了四位导师的收入模式—技术入股，彩铃分红。

“我们没有跟他们谈钱的问题，跟导师的合作也是创新模式。以往请嘉宾过来很简单，你来做几场，跟你打报价，或者按场算，来一场算一场。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们把整个导师团队跟节目后期的市场开发捆绑在一起，没有单纯的支付劳务报酬，而是把导师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参与和投入作为他的投资。我们跟中国移动有很好的合作，尝试把音乐类的后期开发，把所有学员的现场演唱制作成彩铃，提供给全国的手机用户来下载。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付费音乐的比较大的下载平台，彩铃是收费下载，也属于音乐相关衍生产品。”

“对于导师的话，你的学员能力非常强，很有实力，通过你的专业培训和指点之后，他更上一层楼，将他的作品放在市场上检验。如果导师没有看走眼，培训也很好，学员本身实力也很强，市场认可的话，所有彩铃下载的收益，会跟导师分成。”陆伟说，“中国移动对于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他们以以往的市场经验，预估《中国好声音》中单个歌手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的下载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如果按照《中国好声音》原版The Voice里每位导师8个学员的份额来计，用中国移动的市场预估来算，《中国好声音》一旦如愿以偿，催生的就是3.2亿元的彩铃市场。即便大打折扣，也不容小视。如果节目成功，这将是导师、学员、灿星以及中国移动的盛宴。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四位顶级导师在《中国好声音》里仔细聆听演唱、热情争取选手时的表现，绝非是设计或者表演出来的。当那英收了一个很好的选手，其他人的祝福，也是沉甸甸的。我们相信，正本清源的好声音是让导师们欣慰欣喜的重点，但好的游戏规则也是他们全心投入的基石。有报道称，那英给出了自己的专业乐队，刘欢在凌晨1时结束录音后，早上6点打电话给导演提建议。“盲选”过程结束后，四位导师将展开对各自学员的调教，这将是让他们更加投入的环节。

学员们的收入也将来自彩铃下载：“彩铃市场相当大，对学员的发展也有好处。有的选秀节目，出来的人没有唱片公司愿意签，花钱投资他发唱片也是亏钱的。学员通过彩铃下载得到认可之后，还可以从中分红，这样至少有了一笔启动资金可以去制作新的音乐，形成良性循环，保证不会亏本做生意。”而那些已经“淘汰”的学员，只要愿意，也可以签署彩铃下载协议，共赢互利。

陆伟用来形容“新旧制播分离”之不同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合适。为什么《中国好声音》里导师、选手的表现特别让观众动容，除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之外，也因为“以前的利润是电视台给你的，现在的利润是市场给你的”，面对无限可能的市场，谁不想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背后的一盘棋

《中国好声音》第二集接近2.8的收视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虽然种类不同，但和江苏卫视王牌节目《非诚勿扰》长期保持的4点以上的收视率相比，《中国好声音》还只是展开了第一步。

根据灿星和浙江卫视的计划，《中国好声音》只要反响好，将一季一季地持续做下去，这样会有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好声音加入进来。对于这一点，制作方颇有信心。陆伟说：“田总说了一句话，《中国好声音》唯一要考虑的是，是否能够超越自己。”他所指的“自己”，是他们制作的《中国达人秀》总决赛曾经达到的全国收视率5.7的纪录。

从“达人秀”到“好声音”，灿星好似进入了一种模式：购买国际当红节目版权，精妙学习，地道制作，推出便红。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够原创呢？”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视行业的制作水准跟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差距，差距还不小。每个做电视的人都希望能拿出好的原创的节目，还能文化输出到国外。但这是理想化的状态。目前来讲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不能盲目地创新。每一次购买模式我们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经验、运作的方法，这对于我们视野的提升、与国际接轨的能力的提升非常有效。”陆伟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形容：“英美电视制作行业发展了100多年，从‘达人秀’到‘好声音’我们用了3年。如果我们可以通过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个过程，我认为是值得的。通过学习，少走弯路。”

在模仿阶段，陆伟认为灿星做得不错：“至少得到了The Voice90%以上的神韵。我个人觉得跟原版的差距在于现场观众和学员本身的表现力上。中国人天生就情感内敛，不像老外被导师选中时会手舞足蹈，唱歌时表情丰富，摄影机一下子可以捕捉到。场上的观众也非常重要，老外们非常投入地来欣赏这场音乐，观众会跟着选手一块摇摆，好像在参加一个音乐派对。中国观众情感外放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