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首先要使自己成器，而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锻炼成材的场所当然是学校，“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51学生尚未成器，如果未经锻炼，终为次品，从长远眼光来看，于国无补。

学生运动不过是排谴一时之气而已，其最大的负面作用则是荒置了学业。关于这一点，罗家伦等人在“五四”运动的得失反省中也提及。所以，胡适苦口婆心，披沥肝胆，劝告大家：“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52（W4·631）

军事实力看来一时不能和倭寇抗衡，文化努力有望避免国家覆亡，那么，在非常时期，向歌德同志致敬，向歌德同志学习，把自己铸造成器，是将救国的最切实，最有效的选择。

他未必能做得到

问题是他果真能像他所号召的那样专心于一件与时势无关之学问乎？未必。他毕竟是中国的安徽人，中国人，炎黄子孙，当自己的母邦存亡绝续之际，兄弟生灵涂炭之时，他真能做到无动于衷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梦想和平，他偏威胁你以拳头，你要平等，他偏要你做奴隶。胡适的迂远的号召多少有点不切实际，在听闻日本叫嚣以战争相胁迫时，就在他写《致留学界公函》后两个多月，1915年5月6日，“就在这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二十一条要求’中的重要部门作重大让步。”53是日早晨日记中记，“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后一时许披衣起，以电话询《大学日报》有无远东消息，答曰无有。乃复归卧，终不成睡。五时起，下山买西雷寇晨报读之。”（2·66）5月6日，7日，与友分别看英剧TheLightthatFailed和Hamlet（《哈姆雷特》），甚为精彩，然他竟终不能忘国事，并深为愧怍。“国家多难，而余乃娓娓作儿女语记梨园事如此，念之几欲愧汗。”（2·69）可见前述他埋首学业实在有自我麻醉，自我逃避之嫌。

1933年，中国在北方连连失地，胡适天天焦急，不是求见张学良，就是致电蒋介石，1933年3月9日，“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第三十卷《刑法志》，《晋书》诸志，此为第一。”（6·204）

1947年，外面世界一片混乱，胡适却孜孜不倦勤校《水经注》，关于此事，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自我解嘲道，“在此天翻地覆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此真所谓天下愈乱，吾心愈治。”然而，他仍是空赞这种波澜不惊的心理素质，“正惟斯人有治之心，故能救天下之乱，否则与这俱乱，不知伊于胡底矣。”54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胡适无时不心系国家命运，所谓研究与时事无关的学问，其实正是内心焦躁不安的最强烈的反映，其研习学问，实在有些逃避时事，减轻痛苦的目的，自己尚且如此，又如何要求学生能安心向学呢？

国力衰弱、装备滞后固然不可不镇静思考，但敌人并不会因你一时的屈服而心慈手软，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奋起直追而坐视不理，更不会从此就闭眼睡觉等着你奋起直追，如果说武力抗衡会有遭致毁灭的可能，但何尝又没有战火的焠炼中获得“凤凰涅槃”的可能呢？

文化学问自然重要，但事事皆有轻重主次，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国之不存，文化焉附？况且，倭人与满蒙尚且不同，他们不仅是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意志上打击中国，而且还要斩草除根，那就是，要从文化上灭亡中国，这也是倭人之恶毒、阴险之处，这从台湾的殖民教育可以看出。

内政外交，本“肉食者谋”，然内困外忧，学生安能安心向学？学生政治冲动固然可能荒置学业，但学生的奋起抗议形成的压力，对内，谁说又不能是政府以警惕和鞭策呢？戊戌变法即为一例；对外，谁说又不能给政府以底气和支持呢？“五四运动”又为一例。

同样是一战，仅为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知识分子居里夫人，在法国危难时却这样说：“每一个有责任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在大学工作的教职人员们都自觉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虽然没有接到政府下达的指令，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行动。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55

胡适曾自称是自己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同胡适一样，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曾宣称他“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然而，1934年，在德国的他目睹了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时，年轻阿隆彻底抛弃了自己以前信奉的所谓“和平主义”了，他道：“现在，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战争的国家，将不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56当二战进入高潮的时期，他宣告与曾经影响过他的阿兰在思想上决裂。“流亡伦敦的雷蒙·阿隆在《自由法兰西报》上写道：阿兰‘对国家平白无故地敌视，对威胁民族的危险几乎故意置若罔闻，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了几代年轻法国人’；因为，他‘在随大流和执拗地思考反对历史发展的同时’，助长了‘一种有意识的盲目’。”57

与胡适无条件的理性相比，居里夫人及阿隆显得多少有些血性。正如徐复观云：“一个时代到了从言论上，知识分子也不敢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甚至许多人以不为天下国家负责任为高超，而视对天下国家负责任者为罪过，则这一定是‘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58倘如胡适所云，士人学子一声不吭，闭关自守，伸长脖子，任其宰割，恐怕到那时，国人恐已沦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后来胡适回答唐德刚的“抗议”时，他也不能不对年轻时的公开信有所重新认识。“我后来与胡适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适先生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59

主张镇静主义的胡适的弱点在于有时无所主见，此话怎讲？他本质上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问家，讲究无事不征，这影响到他的思想主张，惟求小心谨慎，中规中距，缺乏天马行空之气度和创见。多说别人的话，少说自己的话，而且说得有理有据，所以振振有辞。一个歌德的故事，几乎成为他关于救国与求学的选择最有力的理论支持，全然不顾我们处于什么语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上至做官的经商的，下至算命的卖菜的，无不心焦，知识分子又安能置身局外？

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欲罢不能的心理，胡适承认学生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他压下去的。”60学生运动是一个“天下皆知的壮举”，“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毁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努力”61并称，军警毒打学生是一种“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62，一面又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63胡适就这样一面谴责政府的压制和暴力，一面又要学生“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他这一生和学生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学生闹事，政府镇压，他支持学生；支持完学生还是要学生回来；政府又镇压，他又出来。”64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