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就在科济列夫发表这一番高论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这就是科济列夫访华期间，曾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讨论人权问题。回国后，他还就此向记者作了披露，说俄罗斯主张在人权监督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关于不干涉内部事务、人权应服从于主权的主张等等。紧接着，还是在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俄罗斯代表支持将所谓的“中国在西藏破坏人权”的问题列为大会议程。12

一方面要唱中俄关系的赞歌，另一方面，在其它场合，却要奏出与中俄关系主旋律相悖的音符。这种在1992年上半年出现的令人不解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对俄罗斯独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它与科济列夫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亲西方派人士，主张俄罗斯投向西方怀抱并奉行所谓“一边倒”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二

1992年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年，其内政外交均面临严峻的考验。从年初开始，在叶利钦和代总理盖达尔的领导下，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试图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稳定国内经济，走出自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已经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其核心是依靠西方的援助，而非俄罗斯自身的条件和实力。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把俄罗斯与西方捆在了一起。正如盖达尔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13于是，从年初开始，叶利钦便旋风般地访问了欧美数国。通过签署协议，获得了一大笔英镑和法郎贷款，还得到了加拿大的粮食，可谓满载而归。在参加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叶利钦还向布什提出，两国关系的优先发展方向是经济合作，美国应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俄罗斯建立卢布稳定基金。不久以后，老布什总统便代表西方国家宣布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与此相适应，叶利钦在政治上走得更远。独立伊始，他就希望与西方结成联盟，彻底融入西方：“俄罗斯自古以来和欧洲就是一体，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联盟。”14对西方的一往情深，并非出自于叶利钦个人的好恶，也不仅仅在于他在国内实行反共政策，与西方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一是他把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上，不得不倒向西方。盖达尔说：“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唯一理智的政策”，为吸引贷款和投资，“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15二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叶利钦始终得到西方的支持。不仅有政治上的支持，还有财政上的支持。每当他在国内政坛地位不稳的关键时刻，西方总要站出来，帮助他度过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叶利钦的政治命运是与西方联在一起的。他需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西方同样需要他在俄罗斯推行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反共意识形态。由此而言，叶利钦上台并独掌大权以后推行亲西方的政策，希望一步跨入西方“大家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盖达尔是一个不喜欢说话兜圈子的人，常常把叶利钦的许多政策解读得非常露骨，他直截了当地说，俄罗斯“对西方的恐惧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和欧洲，基本上不会给我们带来军事危险。没有任何理由将北约力量的加强视作对俄罗斯利益的威胁。相反，俄罗斯完全有必要同北约建立紧密的联盟关系。无论从意识角度来看，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俄罗斯不能同民主大国建立牢固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联盟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对俄罗斯都有利。”16

在叶利钦和盖达尔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中有相当一批人认为，既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俄罗斯就应该融入西方，同样，西方世界也应该伸出双臂欢迎俄罗斯的转向。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打出了“重返欧洲”和“回归文明世界”的旗帜。在俄罗斯，这批人被称为“大西洋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俄罗斯联邦首任外交部长科济列夫。

事实上，早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也就是在苏联尚未解体之前，科济列夫就已担任原苏联俄联邦外长。而他的政治观点更是在此之前就已确立。1991年8月，在庆祝“8·19胜利”的白宫广场集会上，科济列夫明确地说：“这次事件，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是俄国的真朋友。”17科济列夫是一个自视很高的所谓“精英派”人物。即便是对他的大主子叶利钦，他也时有微词。据俄罗斯一位著名的新闻评论员列昂尼德·姆列钦回忆，他曾问过科济列夫，叶利钦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科济列夫傲慢地回答：“我是相信第一印象的人。第一印象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通过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详谈，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克制自己的人，这种克制有时很成功，有时却不尽人意。”紧接着，下面这句话就有点意味深长了，他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旧时代的人，试图带领我们大家闯入新的生活。”18可见，在科济列夫这一批人的眼里，叶利钦无论怎样右转也无法摆脱“旧时代”的烙印，因为他毕竟当过苏共中央的高官。

独立以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冷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将以七国集团为核心。根据这一份显然是由科济列夫主持制定的研究报告，俄罗斯外交政策应该围绕这个核心来制订。这就是所谓的“一边倒”外交。它与叶钊钦的亲西方思想是完全合拍的。按照“一边倒”外交的思路，俄罗斯应该努力“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191992年2月，科济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就欧洲问题、裁军以及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后，韦尔纳欣喜地说，他“与科济列夫的会谈证明，原为潜在的敌人现在正在变为伙伴。”203月底，面对国内出现的针对“一边倒”外交的批评，科济列夫用嘲笑的口吻回答：“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同南朝鲜友好上，同时同前苏联在朝鲜半岛北部旧的意识形态盟国保持高水平的军事合作是天真可笑的。”21此外，“一边倒”外交还有一个任务，这就是通过外交努力，从西方争取更多的经济援助。与上述政治、经济任务相比，其它的事情都应该退居次席或进行调整甚至来它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于是，在朝鲜核设施问题上，俄罗斯便一改过去的作法，积极支持西方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国际监督的立场；在前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俄罗斯放弃传统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西方对塞尔维亚共和国实施制裁；俄罗斯还支持西方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收缩政策，不断地从传统盟国撤退，停止对这些国家例如古巴的各种援助。不能否认，这个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变化与其国内经济恶化、整体实力急剧下降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然。既然要投入别人的怀抱，跨入西方“大家庭”；既然要向别人借债，挽救国内经济，那又怎么能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呢。1992年３月，科济列夫访问日本。在与日本外相渡边的会谈中，他恳切地希望日本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帮助俄罗斯渡过难关。但不料日方却丝毫不给面子，非要坚持所谓“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明确表示如果领土问题得不到解决，日本对俄的经援将是有限度的。2211月，俄罗斯投票支持联合国对伊拉克、利比亚、南斯拉夫三国的制裁后，面对国内的批评意见，俄外交部发言人作出了一个令听众汗颜的解释：“如果不参加制裁，我们就得不到西方任何贷款，这大约是150亿美元；就不能延期支付俄罗斯的债务，仅延期支付这一项我们今年就为国库节省了180亿美元。”23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