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结婚的妇女都被称为夫人、太太，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为老婆、内人、贱内……这在旧社会已成习惯了。但这种称呼带有浓厚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味道和附属性质。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同胞都是为了反对封建、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民权，甚至有些就是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而来的，所以互相都称同志。如今革命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许多女同志认为正是为建设国家出力，发挥自己才干的时候。她们被调到外交部来，并要派到国外去，许多同志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心里已老大不愿意。那时候，有些领导人提出来，出国的女同志都是外交官夫人，只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做好工作就行了，不必再分配工作，而且不要避讳“夫人”的称呼。这一下可把将要出国的女同志们惹恼了。1950年，预备出国的女同志就闹过一场“夫人风波”,甚至有些女同志表示，宁愿离婚也不出国，这件事闹到周恩来总理都知道了。周总理很理解这些女干部的心情，但也想到要开培养女外交官的先河，因此作出决定，让邓颖超大姐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职。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女同志也按照职务级别拿多少工资。男女同志都要安心学习、好好工作。这样，大家才欢欣雀跃起来。而周恩来总理这条没有写成文字的规定，30多年来，外交部始终执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以后，都没有改变。

　　1983年初，外交部决定派章文晋到美利坚合众国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理应随同前往。有一天，干部司司长找我去谈话，这位司长我当然也是熟悉的。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他倒也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已决定派章部长任驻美国大使，你当然也是应该去的，但现在部里有条新规定：大使夫人不分配使馆的任何对外职务和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就当专职大使夫人。这条规定从你开始执行，希望你能起带头作用，以后所有大使夫人都要按此规定来办了。”当时，我脑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补充说：“当然，你原有的工资级别照旧，发工资、看文件不受影响。”我还是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含义，问道：“当不当领导职务，这没有什么关系。‘专职夫人’就什么工作都不干了？别的女同志呢？”他说，参赞以下的夫人照样分配工作。我又问道：“部领导出于什么原因作出这样的新规定呢？”干部司长答曰：部里不少大使夫人都是老资格、老干部，职务不低。有些馆，丈夫是大使，夫人是参赞，都是使馆党委成员。使馆成了夫妻店，不易发扬民主，甚至闹不团结，影响工作，所以要作出这种改变。这种情况我在部里当然是听说过的，也知道一些实情，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属于某些干部的思想作风不太好，也应该是教育、批评、改进，不能因偏废全。我这么想着就坦率提出我的看法，我说：“部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有点草率而简单化呢？我并不同意这样的决定。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带头我也不愿意。将来大家有意见，我不成‘罪人’了吗？”

　　当天下午，我在家里生闷气，心想，我十几岁参加革命队伍，至今已经46年，无论在哪里工作我都尽心尽力，也从不闹个人名利地位。调到外交部来，虽说是半路出家，也有十几年了，我努力从头学起，在工作中也没出什么差错。第一次出国住驻加拿大大使馆，既是大使夫人，同时又是对外政务参赞、党委成员，还被全馆选为总支部书记。在加拿大使馆三年多，和党委成员及全馆同志相处都很好，从未发生过不团结的事情。但在那时候，我对于大使夫人兼外交官倒是有些想法。那时，中加关系虽然不错，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力量也相当大。加拿大官方对台湾问题，表面上态度还可以，但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执行并不坚决，所以常常发生“两个中国”、“两种国旗”之类的事情。我当时作为主管侨务领事部门的政务参赞，就得去加拿大外交部与主管中国问题的司办交涉，甚至提抗议，那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有时还会弄得不愉快。但到了晚上，如果参加宴会，我就是大使夫人，必须笑迎宾客，握手寒暄。这种情况有时使我心里感到很别扭，两副脸孔像演戏一样。尽管如此，我仍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与领事部主任袁翔龙同志一起（袁翔龙那时是一秘），共同研究贯彻方针政策，相互配合。那时领事部人少事多，我和大家剪报、打印章、做签证都十分愉快。时隔整整10年，我和驻加拿大使馆的同志成为了要好的朋友。抚今追昔，颇有感慨！

　　那几天，我思绪很乱，晚间把这情况向文晋说了。他劝我忍让为好，反正是最后一任了，而且我们都到了离退休年龄，何必在意。我说绝不是为我个人，而是新规定不符合党对妇女干部的政策，从我开始，以后都照此办理，对女同志来说是很难忍受的。我要他别管我的事，我决定给外交部长写信提出我的意见，并备两份请部长转交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我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对的，至于我个人，组织决定不分配我任何工作，我可以服从。

　　有一天，邓颖超大姐让我们去西花厅，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隔一两个月都会去看望她的。文晋决定去美国，也很想听听她老人家的意见和忠告。她一见到文晋就说开了：“文晋啊，你快七十了吧？这次决定让你去美国，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和期待，担子很重，你一定要不负所托才是。”文晋点头称是：“我70岁还去当大使，建国以来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我心里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得好些。”然后，他又半开玩笑地对邓大姐说：“其实，70岁也不算老，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已经80多岁了。”谈笑间，邓大姐突然对我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对的意见领导会考虑的；至于个人，应该顾全大局，组织决定了就服从，你能协助文晋同志做大使工作也很重要。而且大使夫人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想你能处理得好的。”数十年来，邓大姐对我们始终是循循善诱，我心里总是很感激的。心想，我是第一个专职大使夫人，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吧。

特殊的家庭主妇

　　抵达华盛顿后，文晋立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也随即进入自己的角色--家庭主妇，着手建立一个特殊的家即大使官邸。这比起我们在国内搬个家可是麻烦多了，差不多奔波了好几个月才算基本收拾好，能接待客人了。最初的一个多月，我们还进行了拜会活动。拜会政府官员们，我和文晋是分别进行的。因为大使拜会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虽说也是礼节性的，但多少要谈到一些政治问题；而我去拜会官员夫人们则主要是建立友谊。不论国家大小，只要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尽量去拜会。还参加侨胞和友好人士、友好使节的欢迎宴会等。这样的活动连续有一个多月，才算结束了。

　　因为我是专职夫人，在大使馆内，没有我的办公地方，我也无公可办。我挂在调研室参加他们的学习会什么的。有时，我上午去使馆看看报纸，也和一些相识的同志谈上几句。说心里话，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呆在官邸里。官邸里，有一位厨师、一位花工、一位公务员，还有一位洗衣工（这是为使馆工作的，不为个人服务）。将近有半年时间。为布置官邸，我们大家一起劳动，相处得十分愉快，彼此也相熟了，真像一家人。但官邸布置基本就绪后，他们各自做固定的工作，而我除了社会活动，在官邸也无所事事，不免心里别扭，难道我就真成了不干活的“夫人”吗？闲逛了几天，我都在思考，总不能让时间白过啊！我慢慢地想开了，夫人是家庭主妇，我这个“主妇”应该把“家”管起来，管得好些。比如，怎样把官邸的环境和条件改进得好些；官邸请客频繁，如何在不多花钱的情况下，提高宴请质量；如何改进接待水平。鲜花在国外不单是点缀，也是礼貌的表现。在美国，买鲜花很贵，而官邸后院有一大片花圃，又有花工，可以自己种鲜花。把官邸这个特殊的家管好了，对开展外交活动大有好处。这不就是夫人的工作吗？听说，前任大使夫人不喜欢组织夫人活动，自己可以改进一点，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组织夫人单独活动，以便广交朋友，活跃气氛。我好像思想突然开朗了：过去自己独立工作惯了，也有自己的专业，所以不愿做丈夫的附属，其实，这也不完全对；人嘛，总该想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才是，那就把当夫人也作为一种工作吧。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