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为明朝着名史官，且与袁可立同时代，状文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的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十分珍贵的资料。

　　袁可立与董其昌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远已，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睢州志》）。两人一个成为旷世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历史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