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网站的文章说，“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

    把学生关起来就是正确的节日管理吗？未必！首先需要看看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理由和逻辑。该院的理由是，节日事故的发生有必然性，不发生在上海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不发生在元旦夜，也可能发生在平安夜，遇难的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就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因为发生惨剧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

    只要过节就会发生意外，就会有死伤发生，也会有乐极生悲。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过洋节会出现，过土节（传统节日）也会产生。因为，不只是过洋节会有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即便过土节也有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比如，中国人最大的节日---春节不是同样有更多的人在街头游荡、逛夜市、花市、放鞭炮、观焰火、点天灯，这样的过节同样会有人因拥挤、踩踏和因放鞭炮而死伤，甚至连过节时的杀猪宰羊和大吃大喝也会有意外，如此，是不是也要禁止学生过春节？甚至进一步禁止所有中国人过春节？

    要绝对保证不出意外，就不要过节，所以，无论是洋节还是土节都不能过。那么，禁止学生和人们过节，禁得了吗？显然，这是办不到的，原因当然在于人们的天性存在着喜庆和娱乐的成分，更重要的是，是否出意外与人多和过节日甚至狂欢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一出生，所有的行动都会有危险，也都有意外，关键不在于禁止、禁足、禁行和禁言，而在于设计科学的管理措施来防范和减少意外的发生。上海外滩灾难发生后，已经有大量的文章在反思和总结，关键就是管理，控制人流和方向，分片分区进出人员。纽约的时代广场每年都有上百万人辞旧迎新，却没有出现伤亡事件，原因就在于一个，科学管理。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为了学生的安全而闭门锁校的逻辑不仅奇怪，显然也与现代公共安全和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这其中必然有更深的原因。往上追溯，大概与闭关锁国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其闭门锁校的渊源。

    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朝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朝正式实行禁海（南洋禁海令）实施，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起到了阻碍、减缓和扼杀的作用，也让中华文明走向了与世界文明相反的方向。因为海禁和迁途，清朝统治者屠杀了几十万民众。

    当然，清朝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是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同时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实力。这也当然不是清朝统治者的发明，最早的发明是秦始皇，其统一中国后，实行商鞅变法时制定的“什伍连坐”法，老百姓实行名籍（户籍）制度，人人都要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土地等等进行登记，以便官府随时查验，对官府征发徭役和赋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继之，这套禁止老百姓自由迁徙和片面上谋生的方式就把人民生生世世禁锢在狭小的村子和土地上，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作用和能量。

    没有了人口的迁徙、商业的发展和人们对职业的自由选择，也就只能落后、受穷、挨打。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闭门锁校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减轻自己的责任（实质上是懒政），与清朝和秦朝的统治者把人民禁锢在一块狭小土地上的目的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其渊源和由来应当是比较清楚的。

    当然，把学生锁在大学的院子里固然不会造成经济的衰退或文明的倒退，但是，这种方式却毫无疑问会禁锢学生的思想、创新意识，阻止其借鉴优秀经验、知识和文化，更摧残其愉快的天性。而且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禁止学生过节，无论是洋节还是土节。以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人才。一个不能接触社会的学生不可能适应社会，更不可能学会在复杂的社会中闯荡、求生和发展的本领。

    因此，闭门锁校毫无例外会与闭关锁国一样被时代无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