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海权，就是一个国家控制大海的能力。

    一个面对大海，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果不能控制海洋，不能在海上自由地活动，那么，海洋给它带来的更多是遗憾和痛苦，而不是财富和幸福。

    公元15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

    世纪之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达非洲东海岸，中国海上势力达到极盛，接着突然从海上完全撤退。世纪之末，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来到了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航海时代开始。这一进一退之间，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悲剧已经分派好了角色，只是当时无人知晓而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回光返照，一次华丽谢幕。若干年后，有人劝明宪宗仿明成祖故事，重新启动下西洋的计划。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认为这是祸国殃民之举，竟将郑和出使西洋的海图资料藏匿起来，理直气壮地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计划搁浅。这些资料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刘大夏销毁了。

    刘大夏耿介忠直，是被时人称道的名臣，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海图被毁十分遗憾，但是假如明朝再多来几次下西洋壮举，也未必会发现世界，更不会成为海洋强国，最直接的后果是大明财政被拖垮，早早亡国。据黄仁宇先生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白银约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每次郑和下西洋，反对之声不绝。航运一向是最赚钱的买卖，起码都是十倍百倍，达·伽马从印度首航回国，仅一船香料就超过他所有远征花费的60倍。郑和干出赔本赚吆喝的怪事来，无怪乎难以为继。

    中国古代是偏重内陆的国家。宋代，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阻断，转而在东南大力经营海上丝绸之路。正如宋高宗所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元朝继续鼓励海外贸易，朝廷积极招商，是因为贸易利润丰厚，又不加重百姓负担。14世纪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证明中国人的海上势力，宋元时代已经远及印度洋。

    奇怪的是，明朝一反宋元的开海政策，自开国起就实施从海洋退缩的国策……

    自宋元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两种，一种是民间的市舶贸易，以盈利为目的；一种是官方的朝贡贸易，政治利益优先。明代海禁，所有市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只有亏本的官方朝贡贸易仍在维持。明人王圻说：“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明初的海面上，唯有合法的国营海船在跑，跑了几十年，亏空太多，只好停止。

    尽管明初中国人保持着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海权优势，但是，海权必须以维护海洋经济为目的，并需要依靠发达的海洋经济来维持。15世纪上半叶，海禁政策下的明朝拥有一个空荡荡的贫穷的海洋。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制海权，既没必要存在，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郑和舰队消耗的是内陆农业的产值。海权论的提出者-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写下的这段话，大可移用于批评明成祖：“如果不重振商业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王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路易十四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

    后人多为中国人突然放弃印度洋的海权惋惜。但是对于当时一个重农轻商，没有丝毫海洋经济的国家来说，代价高昂的海权既是累赘，也注定无法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