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戒指，一个作业本，这些无生命的东西看起来平常又平常，但若讲出它们的来历，便会牵出一段感人的故事。
我父亲是日俄战争时期的军官，后来成了汉学家，客居北京。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厉声厉色的“阎王爷”,从没见他笑过。
五岁时，父亲开始教我识字读书，我的成绩一直上不去，因为上课时我不看书，总盯着他的脸。当然，他的脸上没有字--但我得时刻躲避飞过来的拳头、打过来的巴掌，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后来，他正式宣告教育失败。
父亲给我请来两个家庭教师。上午由北村先生教日语，他选的文章都是故事，“猴子和螃蟹”、“一寸法师”、“桃太郎”之类，很有意思，人也和气，我学得很起劲儿；晚上由一位姓吴的老学究儿讲古文，古文难懂，他满口之乎者也，越讲越糊涂，我毫无兴趣，只是把古文和古诗背得滚瓜烂熟，以搪塞差事。下午，父亲让我在他看过的旧报纸上，无休止地练毛笔字。有一天我斗胆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把字写好，不再练字呢？”他甩给我一句话：“把砚磨穿，把笔写秃！”砚我是磨不穿，可笔能秃--我把笔筒中所有笔的笔尖都剪掉了。笔是秃了，字却写得更不像样子，惹得父亲大吼大叫，怒不可遏。这喊声惊动了隔壁的医生佐藤叔叔，他前来劝解，他女儿爱子还送给我两支新毛笔，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我就是在这样极狼狈的情况下，认识了爱子。
爱子比我大两岁，因为随父亲四处辗转，都八岁了还没上学。父亲看她挺懂事，就叫她和我一起上课，学了不久，她的日文和汉文就都比我好了。
有一次我胡诌了两首诗，其实挺平庸的，到现在只记得其中两句：寒风挂面吹，冬天引人愁。吴先生在父亲面前一再夸奖：“不到六岁，能作诗，是神童。”父亲高兴，格外开恩，第二天给我放了半天假。
爱子带我去鼓楼平民市场逛街，真是大开眼界！看了变魔术的、练武术的，听了唱大鼓的，爱子还请我吃灌肠，喝酸梅汤。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我高兴得都想去环球旅行了。那时候，我觉得爱子真了不起。
那年，我和爱子考上小学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房，虎着脸说：“庆贺你入学，你想要什么？”我一时语塞，回答不出，心想如果要玩具，他必骂我贪玩；如果说要书，再请个家庭教师来，我可是吃不消。老爹瞪起虎眼，拍着桌子大吼：“快说！”我吓得魂不附体，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我要’邀妹桑‘（媳妇）！”他一挥手，我退了出来，还自以为得计，心里说：“看你上哪儿去找’邀妹桑‘?”
我早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但有一天，妈妈叫我洗脸、换和服，说是要给我相亲。
来到客厅，见长条桌子一端坐着父亲和我们学校的校长，另一端坐着开饭馆的高木叔叔和他五岁的女儿。这丫头一会儿钻到桌子下面，一会儿爬上椅子，像个活猴儿，高木叔叔快把眼睛瞪出来了，她却全然不理会。桌子的一侧，坐着粮食会社社长村田叔叔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小姑娘一身白色连衣裙，小红皮鞋，头上系着蝴蝶结，小苹果脸，大眼睛，她一点都不怕我爹，不停地说话。另一侧，坐着爱子和她的妈妈，那天爱子穿了件漂亮的和服，脸上还抹了些粉，拿个精巧的小手袋，比平时要漂亮得多。
我缩在角落，不敢抬头。
选拔很特别，就是把三碟蛋糕和三碗红茶分别放在三个人面前。高木小姐不等人让，抓起蛋糕，没撕掉上面的蜡纸就往嘴里塞。蜡纸难咽，她又用手去掏。我父亲一瞪眼：“这样的儿媳妇带不出去！”落选了；村田小姐边吃边唠嗑：“蛋糕上怎么没有奶油花？我们家喝红茶还往里搁牛奶呢……”老爹一皱眉，说：“这样的儿媳妇养不起！”落选了；只有爱子吃得最得体，老爹用手一指：“就是她！”母亲把一个红缎子包交给我，我又交到爱子手里。那包里装了一枚金戒指。晚上，爱子的妈妈带爱子到我家，也给了我一枚戒指。爱子的妈妈对我说：“她就是你的婚约者了，你要好好待她。”我就这样订了“娃娃亲”.
我和爱子仍像往常一样，一起上学，一起玩，有时候也打架。她的功课比我好，我每天都把作业本交给她，经她检查后才敢交作业。
第二学期时我得了麻疹，后来转成肺炎，每天爱子都来看我，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我不发烧的时候，她就给我补课，功课总算没落下。父亲信佛，不带我去医院看病，每天拉我拜佛，爱子说：“拜佛治不好病，得看医生。”一天趁父亲不在家，我用垒球棒在佛堂里一通打砸，出了一身汗，轻快了许多。父亲回来后怒发冲冠，拔出刀来要杀我，祖母搂着我说：“要杀就杀我吧。”爱子在前面挡着，也跟着喊：“先杀我吧！”总算是救了我一命。后来，还是佐藤叔叔给我吃药打针，方才治好了病。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推醒我：“快起来，佐藤叔叔要去别的地方了，现在就出发，赶快去送送行。”我不情愿地穿上衣服跑到门口，装着行李的汽车已然发动，爱子从车窗探出头，向我招手说：“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车子开走了。我突然大喊：“爱子，我的作业本还在你那儿呐，给我……”
自此一别，音容两茫茫。
37年后，我回到日本。昔日180多名同窗在东京国际观光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同学会来欢迎我，我们说着儿时的事，唱着儿时的歌……
我和校长谈话时，走过来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40多岁的女子，轻声呼唤我的名字。当时，我已经是一家医学研究中心的院长了，除了长辈没人直呼我的名字，我忙问：“您是哪班的老师？”校长大声说：“她是爱子。”当时，我心中千言万语，竟无语凝噎。爱子说：“从电视上看到了你一家，我祝福你，真替你高兴。”当时很多同学围着我和我交谈，所以和爱子没说上几句话，还是校长告诉我，她仍独身，经营着一家缝纫店。
临别时，她挤到我的身旁，递给我一个大纸袋。
在返程的“新干线”上，我打开纸袋，里面装着我37年前用的算术和国语练习本；一个素信封，上面写着“祝归国”,里面放了二十万日元；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一条金项链，这是送给我太太的；袋子底还有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38年前的那个订婚戒指，仍熠熠闪光，但物是人非。袋子里有一张锦笺，用毛笔写道：“聚必有散，固是常也。数也缘也，请告别也。爱子。”字迹清秀，泪迹斑斑，是用情凝成的字。
这个袋子太重了，装着37年的悲欢离合。我觉得无限歉疚。
可惜我在忙乱中没留下她的地址，追悔莫及。
第二年的同学会，爱子没来，第三年同学会时，也没有见到她，有人说她移居海外了。
爱子，又有37年没有见到你了，现在你在哪里？幸福吗？若非岁月无情，也许你真是我的“邀妹桑”了。真是--
天无欢乐天长在，地无悲伤地万年。
人有真情人生短，一生煎熬一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