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有两篇编号分别为16号和25号的提案出自一位省长之手。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55年后，省政府主席改称省长)的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宝珊。这两份提案的内容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民族、民生领域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为解放初期稳定甘肃以及西北地区的局势，促进甘肃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共知人善任，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首任省长

　　邓宝珊是著名的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1894年出生在甘肃天水，父母早亡，15岁参军开始戎马生涯。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军事和政治舞台上。伊犁起义、讨袁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他无役不与;八年抗战，他率部顽强抵抗日寇的进攻，保护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中，他反对内战，努力促成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他好学善思，择善而从，努力从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做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他虽然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考虑问题却不囿于党派成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互相支持，建立了长久而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邓宝珊当选第一届政协委员，并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

　　在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邓宝珊和程潜均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邓宝珊出生在甘肃，又曾在甘肃任职，与甘肃各族各界都有交往，让他担任甘肃省的主席实在是太合适了。同邓宝珊在甘肃共过事的邵力子，很有感慨地和邓说：“从前，我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起用了你，可谓知人善任。”

　　1949年12月，邓宝珊正在绥远参加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突然接到兰州电报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于1950年1月8日成立，请邓先生前往主持。当时时间紧迫，在战争期间被破坏的陇海铁路灵宝大桥段尚未修复，火车不通，乘汽车时间又来不及，于是在周总理的批示下，邓宝珊乘飞机前往。这架飞机是原中航的客机，虽然机器还是好的，但是机舱玻璃有几块已经坏掉，飞行中风呼呼地灌进来。为确保安全，乘机的人每人身背一顶降落伞。邓宝珊毫不畏惧，从容地背着降落伞，披上大衣，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飞机一直飞了5个小时。到达兰州后，他精神焕发地主持了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成立仪式，开始了省政府主席的新政治生涯。

　　解放初期的兰州，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电灯不亮，电话不通，马路不平，晚上人们都是点着蜡烛照明，平时喝的水都能沉淀出一层泥沙，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兰州是省会尚且如此，甘肃其他地区就更糟了。邓宝珊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不辞劳苦、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病，经常到下面体察民情。他的足迹遍布甘肃全省。在不能通车的偏远地方，他就是步行崎岖山路几个小时也要到达下面的村县。在甘肃中部干旱地区视察时，那里人民生活的艰辛情形让他痛心，他说：“不到这里，就不了解甘肃!”

　　两件深谋远虑的政协提案

　　邓宝珊不但善于调查研究，而且勤于思考，他认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统一公职人员薪资这两个问题是当务之急。因此，在1950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邓宝珊提交了两份提案。这两份提案分别是关于创建民族学院(第16号提案)和统一薪资问题(第25号提案)的。

　　第16号提案寥寥数语，不过百余字：

　　案由：创办民族学院案。

　　理由：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以适应工作需要。西北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兰州是西北的中心。因此，建议在兰州设立民族学院。

　　办法：请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在甘肃兰州创办可容一千学生的民族学院，招收各少数民族青年。

　　这短短百余字，体现出这位省长的深谋远虑。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甘肃地区民族问题比较多，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突出，部分地区不时发生冲突，甚至发生重大事件。对于这一点，生于斯、长于斯又长期在甘肃军政界任职的邓宝珊有着充分的认识。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后，邓宝珊对民族问题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他特别重视发挥民族宗教代表人士的作用，经常与他们进行沟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引导他们把本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善于把握原则和尺度，努力做到公平公正，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但是，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治理民族情况复杂地区，只有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才是上策之举。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他才提出了第16号提案。这一提案立即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到两个月，1950年8月，西北民族学院(即现在的西北民族大学)在兰州正式成立。这所院校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民族高等院校。成立近60年来，西北民族学院为民族地区输送了几万名各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已成为民族地区各条战线的骨干。西北民族学院的设立，为广大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