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驻军，一是对入侵之敌或内部的叛乱进行征战、打击，而是在安西四镇内全面派驻镇守军，协助地方常年进行防务戍守，三是在安西支度营田使领导下实施屯田，为驻军提供后勤供给保障。

　　据此可知，安西驻军由行军变为常驻军，对保证安西四镇的稳定、安全，维护中原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龟兹文化的东传及其影响

　　龟兹文化的东传及其产生的影响，我们俯拾皆是。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黄夏年研究员交流研讨的关于龟兹《十诵律》在江南的传播情况就是个典型例子。

　　龟兹佛教在戒律学方面很有特色。龟兹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在家乡龟兹“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卑摩罗叉律师也“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十诵律》是我国佛教界最早译出的佛教律本之一，弥补了汉地佛教不足，在律学方面开创出一个新时代。鸠摩罗什主导了《十诵律》由梵语译为晋语，以及后期加工整理。卑摩罗叉对《十诵律》的完善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两位来自龟兹的佛学家，对《十诵律》在汉地的完译和弘宣之功不可没。

　　在汉地南北佛教界人士共同推动下，《十诵律》在江南掀起了高潮，一度促使《十诵律》成为中国佛教戒律学的主流，推动了中国汉地佛教律学研究的发展，为未来的佛教律学多样化，提供了借鉴。

　　新疆龟兹研究院的苗利辉也谈到这一话题，他说，中原佛教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消化吸收阶段和隋唐时期的独立发展及繁盛阶段。龟兹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一些龟兹僧人和居士前往中原参与译经，传播教义，涉及范围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河西的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早期洞窟中均可以看到龟兹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

　　而龙门石窟研究院张乃翥先生的发言恰好印证了苗利辉的说法，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就在龙门石窟中有刊刻。张乃翥先生说，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的造像都与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有很大关系，造像就是据此来刊刻的。

　　龟兹文化的东传不单单体现在佛教律学及翻译佛经上。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应时教授就谈到了龟兹五弦琵琶的东传。陈教授说，龟兹五弦琵琶简称“五弦”，起源于印度。这一具有五条琴弦和梨形音箱的弹拨乐器，陪随着佛教信仰从印度传到了龟兹——自公元三世纪起开凿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就留下了五弦琵琶的踪影。之后又经龟兹辗转传到中原，所以中原各地石窟中留下了五弦琵琶的图像，而且中原人就近给五弦琵琶加上了“龟兹琵琶”“胡琵琶的”名称。继而，五弦琵琶又在隋唐时期东传日本。在今天的日本还保存有当年留下的两件实物：一件是日本正仓院所藏唐朝时由中原传去的极其精美的五弦琵琶，还有一件是京都阳明文库所藏中原传去的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的取名为《五弦琴谱》的长卷。此长卷中一共保存着供五弦琵琶专用的六首调弦曲和22首各有标题的乐曲。这些调名、曲名，基本都可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见到，由此知道它们都是我国古代中原和西域音乐家所创作的作品。

　　陈教授还按影印出的琴谱，给学者们播放了用五弦琵琶演奏的《王昭君》，如泣如诉，优美典雅。

　　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华瑞教授在《北宋与龟兹》的发言中，也谈到对龟兹“身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北宋是如何更好地继承了汉唐以来由龟兹传来的西域音乐的。
 

　　“西风东渐”和文化间的融合

　　上海师范大学的徐时仪教授独辟蹊径，从具体的词的变化来探讨文化间的交流及其发展。他发言的内容是《佛经音义所释外来词考探》。

　　徐教授例举了几个词，如“苏幕遮”，又写作“苏莫遮”，学者岑仲勉认为该词出于波斯，盛行于龟兹，如何流入龟兹，进而到中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过程。再如“印度”，过去叫“身毒”，怎样从“身毒”演变为“印度”的？还有“毛毯”，又写作“綩綖”“婉莚”“舞筵”“地衣”“毛锦”等，而这些演变过程，我们有时能从龟兹壁画的实物中找到证据——非常明显的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再如“椅子”，它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中国人垂足坐，是否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到日本、韩国，已根本不习惯席地而坐……

　　徐教授说，佛教东传和西风东渐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物质生活的丰富，让我们丢掉了很多东西。在现代视野下审视和观照，我们会明白哪些是我们需要保留的，哪些是需要丢掉的，我们现在已习惯享受了“西风东渐”的成果，对许多东西见怪不怪，其实它们正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伯希和探险日记与库车

　　曾翻译和出版了不少有关西域研究著作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耿昇先生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伯希和于1906-1908年在西域探险时日记中有关库车的记述。伯希和此本日记非常珍贵，直到2008年才于巴黎出版。

　　耿昇先生说，伯希和原就是奔库车来的，30多封信，16封都是写库车的。

　　伯希和于1906年12月17日进入柯坪县，开始了对库车绿洲的考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06-1908）留下了这本日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伯希和对阿克苏、拜城、沙雅、新和、温宿、柯坪、库车做了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图木舒克、苏巴什、都勒都尔-阿乎尔是重点考察和发掘地点，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该地区的上百个地点做了初步考察，内容既涉及到民风民俗，又涉及到历史地理。

　　伯希和曾在库木吐拉找到一个印刷的字模，该字模比敦煌、甚至中亚发现的字模还早。

　　耿昇先生说，该本日记共60多万字，价值非常高，可以看出，伯希和学问很深，但其中不难看出其卖弄之嫌。

　　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发言积极踊跃，研究视角和方法又很独特。霍旭初研究员以《新视野 新观察——龟兹壁画的图像学研究》为题，对龟兹壁画予以了全新解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翎、西南交通大学的任平山、台湾学者赖文英也都围绕着图像学研究展开了自己的观点。

　　麦积山石窟的屈涛则是参会学者中，唯一一个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用以往维修保护失败的例子，说明了规范、科学地对窟加以保护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最让人欣慰的是，阿克苏地区东四县活跃着一批积极热心参与龟兹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裴孝曾、任克良、李鹏海、尤丛志、艾尼瓦尔·吐尼亚孜，而且这支队伍不断扩大，阿克苏地区博物馆的几位年轻学人——吴文强、赵疆囡、陈娟初次参会身手不凡，交流研讨的话题让老学者刮目相看。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