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考察出土玉器的年代及地域分布，可以大致勾勒出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图。

　　一

　　从大传统的视野看，在距今8000年到4000年之间，玉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向性运动可以归纳为两个：北玉南传和东玉西传。起源于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玉器生产以兴隆洼文化为开端，以玉玦为最初的主导性玉器形式，8000年前率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登场，逐渐向东和南传播，数百年后到达今河北北部和日本列岛，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玉玦即可为证，其距今约7500多年。北方早期玉文化随后进一步南传，在约7000年前达到浙江沿海一带，有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玉玦为其实例。后又经过两千年的缓慢传播，玉器种类逐渐增多，在约五千年前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达到史前玉文化生产的巅峰期，受其影响，史前玉文化的分布几乎到达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与北玉南传的漫长历程相比，东玉西传的文化传播过程出现稍晚，用时也较短，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到距今4000年结束，使得原本在东部沿海地区较流行的玉石神话信仰及其驱动的玉器生产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形成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礼器组合的体系性制度，并通过中原王权的辐射性影响力，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一直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

　　二

　　经历了史前玉文化传播的两大方向性运动后，伴随中原文明起源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向的玉石原材料远距离运动--西玉东输。其原因在于，史前期的玉文化传播基本上以玉教及其神话观念传播为主，以玉为神的观念流传到哪里，就会在当地驱动玉器生产和消费的群体行为，并且让玉器成为地方政权的象征物；但加工玉器所用原材料一般都是因地制宜的。然而，伴随着夏商周王朝而兴起的，是全新的玉料种类的长距离运输现象，即出产于新疆昆仑山一带的优质和田玉材，第一次揭开其向中原的大输送历程之序幕。

　　西玉东输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和田玉给华夏传统带来的不只是物质，而且是精神动力，即国家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夏朝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和殷商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已经能看出有批量的和田玉供应情况。到了汉武帝时代的所谓开通西域壮举，其实不过是将早已存在两千年的西玉东输路线，用官方设立关卡驿站的形式重新确认下来罢了。

　　三

　　为什么六千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五千年前的南方良渚文化都不能催生文化大邦，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者都没有远距离贸易和运输玉料，仅靠地方供应的玉料就自给自足了，因而也未能穿越地域限制去组织广大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力量。其后的夏商周王权国家则不同，为了克服中原地区缺少优等玉矿供应的先天不足，早期国家统治者对来自西域的美玉情有独钟，不惜牺牲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尽可能获取其资源。于是就有了古书上所说的如下壮烈景观："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尸子》）

　　《尸子》是传统经学所不重视的先秦资料，但其中透露的西玉东输信息却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内蒙古与陕西接壤的河套地区。现在还没有科学证据显示神木石峁遗址的石峁玉器的用料来源，从经验上判断似乎是以甘肃、青海一带的祁连玉为主，传播路径可能是沿着黄河上游的走向一路下来的。与石峁玉器年代相当的西北史前玉文化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玉器中有部分玉料出自新疆和田。对照《山海经》等古书中的"河出昆仑"说和中原人所确信的"玉出昆岗"说，就把美玉的传播路线与黄河的走向完全重合起来了。从《禹贡》和《史记·留侯世家》有关"河渭漕挽天下"的说法看，远古时期的黄河是可以漕运物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