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

曾是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部的小朝街85号


湖北军政府大楼
 

开赴前线的革命军

　　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炮声震动遍神州。缔造共和第一功，伟绩丰功载史碑。
　　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武昌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以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的。客观上来说，是因为长期、广泛的人民斗争造就了推翻清王朝的客观形势和有利时机。从主观上来说，湖北社会经济状况为首义的酝酿和发生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主观努力，对武昌首义的胜利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湖北地处中原中枢，控扼长江腹地，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较早和受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加速了湖北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无数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而骤然被抛进飞速扩大的游民无产者的行列，这就为革命运动的发展造就了群众基础。
　　湖北又是近代企业和近代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和近代教育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湖北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勃兴准备了物质和精神条件。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湖北革命党人深深懂得武装起义必须要有枪杆子，他们更早、更自觉、更深入细致地在新军中做策动起义的宣传组织工作，这也是湖北革命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新军士兵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贫苦知识分子。湖北革命党人通过长期串联发动，至武昌起义前夕，总共有一万七千余名的湖北新军，约有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下层官佐加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并按照单线联系的原则，将分布在各标、营中的革命士兵严密地组织起来。正是依靠了这样一支掌握武器的革命中坚力量，湖北革命党人才得以成功地发动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的两个革命团体，一个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文学社最初是1904年7月创立的科学补习所，它是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参会成员之一，后被湖北官府取缔。1906年又重建了以日知会为名的革命团体。它在新军中进行活动的经验受到在日本的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的重视，遂派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回鄂，“藉日知会作根据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日知会成员多数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6月，原日知会员任重远、黄申芗等发起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军队同盟会吸取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两次败露的教训，比较注重隐蔽组织和保守秘密。同年12月，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它规定了更加严密的组织和纪律。1910年春，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固乘机起义谋泄而为官府注目，因此于9月又改名振武学社。1911年1月，振武学社再改名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部长，组成领导核心，并在汉口发行《大江报》作为舆论工具。可见，文学社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利，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
　　共进会于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是由部分同盟会员发起组织的。1908年后，参与发起共进会的刘公、孙武等先后回鄂，在汉口和武昌设立秘密机关，发展共进会组织，并与刚刚恢复活动的群治学社取得联系。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直接组织和发动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组织。
　　1911年7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设立，确定了在主观条件较为成熟的湖北武汉首先起义的方针。8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实现联合，决定成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由文学社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两团体骨干分子刘复基、蔡济民等分任军事和政治筹备员，负责草拟起义行动计划和印制文告、旗帜、印信等；还决定居正、杨玉如秘密前往上海购置手枪，并向中部总会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宋教仁等速到武汉指导起义。
　　1911年9月中旬开始，湖北新军陆续调往外地镇压革命和起义，湖北革命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如不抓紧时机组织起义，已经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有分散、割裂的危险。9月24日，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通过起义总行动计划，明确规定起义步骤及各标、营革命士兵的行动路线，攻击目标和指挥人员，起义被提上了日程。
　　10月9日下午4时许，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弹不懂爆炸，重伤住院。俄国巡警闻声前往搜查，获取起义文告、旗帜、印信及党人名单，并逮捕数人，全部移送清政府。当晚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及秘密机关多处同遭破坏，刘复基、彭楚藩等数十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出走。10月10日凌晨，刘、彭等三人被杀害，新军士兵被禁锢在营房里，革命党人随时有被指名捕杀的危险。在这紧急的危险关头，必须当机立断立即举行起义。
　　湖北革命党人在失去领导的紧急情况下，没有畏缩退却。10月10日晚，起义的枪声首先在中和门内紫阳湖畔的新军第八旗工程营打响，该营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枪集合，击毙阻挠起义的反动军官，呼啸出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枪声就是命令，各标营革命士兵奋起响应，齐趋楚望台。驻扎在武昌城外的炮队由中和门入城后，立即在蛇山等制高点布置炮位。当日深夜，在炮火的掩护下，起义士兵二千余人分三路猛攻湖广总督府，第八镇司令部、官钱局等军政要害部门，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等文武大员负隅顽抗，失败后仓皇逃窜。10月11日晨，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全城。当晚，汉阳、汉口相继被起义军占领。武昌起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1日中午，武昌起义胜利后，组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人当时群龙无首，接受了立宪派的提议，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长，另由革命党人组织谋略处处理军政等事务。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檄各府州县电》、《檄各督抚电》、《宣布满清罪状檄》等一系列文件，义正词严地声讨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宣传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大声疾呼号召全国人民“执竿起义”、“迅速奋起”推翻清政府，“永久建立共和政权”，起到了广泛地动员人民、瓦解敌人的作用。军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策措施，如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低薪制，稳定金融物价，整顿财政，改革司法，招会各国闻明军政府的革命宗旨等。军政府成立后，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先后到达武汉，协助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上述事实表明，湖北军政府在成立的一段时期，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
　　然而，腐朽的反动透顶的清政府是不甘心于失败的。10月下旬，清廷先后派荫昌、袁世凯为统兵大员，率领陆海军进击武汉。因而，开始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湖北军政府扩编成革命军五个协（旅），以保卫武昌、汉阳并开赴汉口前线御敌。由于后援不济和指挥不当，清军步步进逼，此时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但仍未能扭转劣势，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革命军退守武昌。此后，两军隔长江天险对峙。
　　历时一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虽然暂时受挫，但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它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武昌和第一个革命政权的存在，并为各省人民树立了英勇抗敌的典范，它还吸引了清军主力，使清廷顾此失彼，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发展。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相继起义，或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成立军政府。被清政府严密控制的直隶、山东、河南和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三省以及内蒙、新疆、甘肃等地也都酝酿或爆发了新军、会党和各族人民的起义。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不仅支援了首义之区的湖北，而且导致了清王朝的最后倾覆，公元1912年2月12日，迫使清帝宣布退位。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清朝反动统治以致命的一击，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导致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终结，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必将彪炳于中华史册！
余贤杰/文（部分图片为余贤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