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二
星星之火终燎原
临时政府陆军部长 黄兴
孙中山与总统府职员在一起
1905年冬，孙中山由日本到越南西贡、新加坡等地筹款。1906年春，孙中山再由南洋返回日本，命廖仲凯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到天津及东北设立同盟会机关。
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在国内外先后设立丁支部，同盟会会员超过了一万人。
正当全国革命形势节节发展之时，宣传革命的书刊遍布大江南北，如《民报》、《汉声》、《猛回头》、《警世钟》、《中国女报》、《天记》、《攘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其中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及《革命军》对革命宣传影响尤大。
然而，不甘心失败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为了阻止革命，这时又跳出来大肆宣扬“君主立党”，与清政府的“预备仿行宪政”相呼应。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他假借爱国以宣传其保皇主义，胡说什么革命必生内乱，必招瓜分，中国只能实行立宪等等。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必须向保皇党发动攻势，揭穿保皇党的反革命面貌。于是，一场大论战必不可免地展开了。
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这场从1905年开始到1907年结束，论战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关于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保皇党派制造种种理由反对革命，保皇头子梁启超把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说什么“规气犹火也”。革命党对保皇党的谬论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指出清政府为了维持封建统治，大量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残酷压迫人民，“割弃土地，丧失主权”，“敲脂吸髓，十室九空”。因此，推翻这样的政府何罪之有？通过论战，革命党给人民指出了革命方向，只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才能解除民族压迫，摆脱封建统治，挽救国家。
第二，关于民主革命的问题。保皇党污蔑中国“国民恶劣”，“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立资格”。革命党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吾民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质”，所以，中国决不是什么“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通过论战，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主精神。
第三，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
第四，关于革命会不会引起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以及“内乱”的问题。
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在思想战线上的大论战，它反映了垂死的封建势力与新兴的革命势力的尖锐斗争。大论战唤醒了不少受康有为、梁启超蒙骗的人们，揭穿了保皇党妄图阻挠革命的反动本质，大造了开展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取得了思想战线的领导权。许多华侨纷纷登报发表声明，宣布与保皇党脱离关系，有些误入保皇党的人觉醒后，继而坚定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这为后来辛亥革命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的这场斗争的意义，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孙中山先生》）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胜利了，盛极一时的梁启超败北了。思想战线的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一大批决心献身民主革命的志士深入国内各省各地区发动革命。他们志气坚锐，魄力雄厚，有文武之才。他们用各种方法，顽强机智地传播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鼓动人们向清王朝挑战。他们的秘密工作富有成效，特别是在会党和部分新军中，获得同情和支持。新军原是清王朝为了扶持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现在有的地区部分新军却成为革命的一支力量。
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孙中山一面多次到国外华乔中筹资起义军饷，一面不失时机地在南方各省连续组织起义。1906年秋，孙中山和黄兴，章炳麟制定了著名的《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对外宣言》等八个文件，准备各地革命党人起义时应用。孙中山庄严地宣称：“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炎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决心已下，矢志不移。从1906至1911年这不平凡的五年中，孙中山连续组织和领导了九次武装起义，简述如下：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酝酿起义，相约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起义的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城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起义军在分散作战的情况下，至月中失败。刘道一英勇就义。
1907年的黄岗起义，又称“丁未黄岗之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同盟会派陈涌波、余纪成等于5月22日夜攻入潮州黄岗（今广东饶平），缴获清军枪械数十支，张贴中华国民军布告安民。后起义军攻清军驻守的汫洲，死伤甚众，遂告失败。
1907年的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孙中山派人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发动起义。6月2日，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会党在惠州城外七女湖截获清军水勇枪械，攻克多地，并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清水师提督李准到惠州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岗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起义军遂解散。
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19007年初，广东钦州那黎，那彭、那思乡民推代表与孙中山联系，孙派王和顺入三那发动起义。9月王和顺从那黎、那彭、那思率领二百余人攻克防城，张贴《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告示》。进军广西，攻灵山未下，取道回原地，宣布解散，部分起义军退入十万大山。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和关仁甫联络清军做内应，占领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和黄兴从河内到炮台督战。请参将陆荣廷等率军四千余人向右辅山反攻，起义军扼守炮台奋战数日，毙伤清军二百余人，最后因众寡悬殊，突围而出。
1908年的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率武装二百人攻钦州（今广东钦州壮族自治县），张贴《中华国民军总司令黄告示》。3月29日在小峰击溃清军一营，4月2日在马笃山击溃清军三营，获步枪四百余支。起义军在钦、廉、上思等地转战四十余日，因弹药缺乏，宣布解散。
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又称“ 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孙中山派黄明堂等三人率武装百余人攻云南河口。4月29日与清军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告示》，进占南溪和新街。孙中山派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清总督锡良调集兵力向河口反攻，起义军六百余人由河口退入越南，被法军缴械，解送新加坡解散。
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宣统二年）2月初，清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同盟会会员倪映典乘机在第一标发动起义，击毙管带漆汝汉，分路进攻广州城。清水师提督李准率军前来，诈称调停，突然袭击起义军。倪映典壮烈牺牲，起义军失败。
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又称“辛亥广州起义”、“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起义。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曾于1910年在槟榔屿议定广州起义的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到新军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各地同盟会员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前，选拔骨干千八百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计划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大举北伐，通知各省革命党人相机响应。因事前走漏消息，两广总督张鸣岐严加戒备，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在实力尚未集中而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后，与大队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斗一昼夜，终因伤亡大而被迫退却，牺牲约一百人，后经广州人民收殓遗骸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震动了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以上九次武装起义，加上1900年的惠州起义共十次，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结果都失败了。一串起义失败后，部分同盟会领导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人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在这革命紧要关头，孙中山力排众议，表现出了一种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他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有志者事竟成。果然，仅半年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了。
武昌起义成功后，在国外的孙中山欢欣鼓舞，即刻启程回国，于12月25日回到上海。这时，在革命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清廷授意袁世凯和革命军议和。革命军代表是伍廷芳，袁世凯委派代表是唐绍仪。12月29日，奉、直、豫、鲁、晋、陕、苏、皖、赣、闽、浙、粤、桂、湘、鄂、川、填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下令，分别任命黄兴等为各部总长，组成内阁，各省代表会也改组为临时参议院，中华民国临政府正式成立。新政权在短期内，制定了具有民主精神的《临时约法》，颁发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造就了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自此以后，任何帝制复辟只能是一出短命的丑剧。
余贤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