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1989年竞选苏联人大代表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传，在这本自传里，他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克里姆林宫贡品”制度：“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部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

虽然后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彼此都指责对方如何享受这种特供制度，并且贪得无厌，但回到他们晋升之初，他们的震惊，以及力图改变这种制度的真诚，还是不可否认。

晋升中央书记之际，戈尔巴乔夫所关注的制度，更是属于政治尤其是党务部分：“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

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各自的晋升中央之初，“小灌木丛”渴望改革国家之梦想，十分醒目，而且真诚。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辞世；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总书记，15个月后，辞世。即使戈尔巴乔夫也不讳言，无论安德罗波夫的愿望，还是实力，此际应由他出任总书记。但是，总书记之位，由年老病重的契尔年科接任。幸好时间也仅一年，契尔年科辞世。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反对者叶利钦

虽然跟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年龄，但叶利钦的仕途远没有戈氏顺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差不多一个月后，叶利钦才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长途，苏共中央书记建议他到莫斯科工作，出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

作为同样边疆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叶利钦描述边疆苏联人与莫斯科苏联人的关系：当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征，这种综合征表现独特。其一，人们对莫斯科人一方面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确。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当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摆样子的假东西）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但是，叶利钦拒绝出任建设部部长。

直率大体是叶利钦天生的性格。叶利钦解释自己的拒绝：我这个中央委员在州委干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不符常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排第三位，先前州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去做中央书记，这是传统，而凭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长？

从建筑工地起步的叶利钦，性格火暴，而且他以此为傲。在自传里，他记录他当总工程师时与局长的关系：有时他（局长）来工地嚷嚷一番，但我如果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就不听他的，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行。”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甚至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将我撤职。

虽则如此性格，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任用命令，还是无法真正拒绝的。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成为莫斯科人，实则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和作用甚大。只是，后来两人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这一节被轻轻放过。

当时有人指责叶利钦在莫斯科第一书记位置上，对下面区委书记撤换太多，叶利钦对此颇为不服：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和戈尔巴乔夫可以展开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换上自己认可的干部，这是苏共体制核心法宝之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没有挑战者。当时的莫斯科第一书记格里申被授权起草政治局成员名单，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这是苏共中央众多委员共同的推测。但显然，这个时候，谁也比不过戈尔巴乔夫有声望，他顺利当选。在戈尔巴乔夫计划换掉的66%的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里，格里申自然排名靠前。谁来接任呢？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