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时，他又是个具体的个人。人无完人，中山先生的“术”，可看出他急于求革命成功的急迫心情；而作为政治家的策略，大约也不可事事当真的吧。 
　　在中国现代史上，孙中山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在于以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推动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了尽快实现革命的目标，他一度主动让出总统职位……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孙中山也难免有着种种局限，比如他常常把对革命的渴望放在程序正义、国家长远利益之上。换句话说就是，在孙中山的一些具体行为中，只要“道”(最终目标)是正当的就行了，至于“术”(过程)正不正当，不是特别要紧。 
　　1922年6月16日，因为建国理念的分歧，陈炯明手下的粤军发动兵变，包围越秀山下的总统府，要求孙中山下野。其时孙中山事先得到粤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的警报，已离开住所，从黄埔口登上了永丰舰，但府内卫队拒绝缴械，双方发生激战，至午后粤军才占领总统府。孙中山对陈炯明的行为非常气愤，下令舰队向广州城内开炮，次日，再行乱炮轰击。两次开炮，造成广州市民死亡人数过百。(邵建：《瞧，这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还有一件事做得更加出格。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准备重新发动武装斗争。而革命是需要钱的，为此孙中山多次与日本人会谈借款的事情。为了及时得到日本人的借款，孙中山的有关承诺不惜损害国家的主权。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信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孙中山外集》244页)的报酬。同年8月24日，孙中山对犬养毅说，自己正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到军费筹措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1915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请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开出的条件使有血陛的中国人惊愕。孙中山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不也可以废除吗?”(《孙中山外集》225－226页)当然，孙中山同时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在东三省给予日本这么多特殊利益，中国还能很好地行使主权吗?即使在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9月15日，孙中山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仍然表示，希望日本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他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人管理。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会见日本人松永安左卫门，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帮助。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外集》236页)(以上史实、引文来源：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东方出版社) 
　　只要不刻意去维护什么，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思想上的一些重大缺陷。陈炯明发动兵变、逼孙中山下野当然不对，孙中山对此感到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但一个革命领袖再不满，也不能命令舰队向自己的人民胡乱开炮呀，孙中山的舰队开炮，也许确实表达了他继续革命的意志，但一百多个无辜的市民却因此送了命，这样的做法称得上正义吗?孙中山向日本借款的手段也令人遗憾。一个领袖想从事革命向别国借钱没什么，即使承诺的利率高一点，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拿国家领土主权做交易未免有些离谱。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