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听到那些熟悉司令爸爸的人们说:“王近山将军已经不是你们的个人财富了,他是属于我们军队的!”
“王疯子”的美誉
说起我司令爸爸的身世,应该是从我们的老祖宗说起就很传奇呢。我的祖上本姓也先不花,是蒙古王族。在成吉思汗统治年间,先祖爷爷为了捍卫先帝曾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其封为王爷,相当于皇亲国戚。后随蒙古大军迁徙封地到了湖北的黄安(后改为红安)县,逐步汉化后就以祖先的爵位为姓氏,姓王。历经数年,因祖辈人离奇去世,家境败落,到我爷爷这辈居然成了赤贫阶层。
1915年,爸爸出生在红安县桃花乡的穷苦山区。他很小就没有了妈妈,9岁就给地主放牛、当长工。或许是祖上的遗传,爸爸身上流淌着蒙古族人的血液,有着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他从小就不甘心过这种受人奴役的屈辱日子。他造地主的反,参加当地地下党人组织的革命活动,在前辈们的指引下,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的革命战斗生涯。
1930年,爸爸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15岁,还是个红小鬼。他说他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最幸运的是,他自参军之日起,就得天独厚地站在了徐向前元帅这棵军事巨树之下,从而发挥了他勇敢顽强、能打善战的天赋。他的传奇经历也就此在他所打的每一个战斗中展露出来。
他曾说他永远忘不了在他当连长的时候(16岁),有一个跟他同岁的最好的战友,也是个小连长。战斗打响前他们还在一起喝酒、聊天,向往着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后来,他们一起上了战场,那个小连长却没能活着回来。他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他更加疯狂地杀敌,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在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中,他用刀砍、用牙咬,直至抱住敌兵一起滚落到了悬崖峭壁之下。当人们见到他时,他已身受重伤,本以为他必死无疑,没想到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因此获得了“王疯子”的美誉。
他屡立战功,17岁就升任红十师三十团营长,很快又升任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
到了18岁,在抵御蒋介石的“六路围攻”中,他率领二十八团坚守阵地,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全歼敌人一个旅的光辉战例。
爸爸说自己天生会打仗、会看地图,他说地图到了他的脑子里就成了立体的了。他总能在战斗中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每战必出其不意,抓住敌人的要害,敢打恶仗、硬仗,所以总是受到他的首长徐向前的高度赞扬,还不到20岁时就已经当上了师长。那可是真刀真枪、拎着脑袋拼杀出来的啊!
爸爸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先后两次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死亡大陷阱,经历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难考验。千锤百炼之后,爸爸变得更加坚强了!
抗日战争期间,部队经过整编,爸爸划归在刘伯承一二九师的旗下,任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他以他的足智多谋和过人胆识,以及优秀的指挥才能,谱写了震惊中外的“抗战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1937年的10月中下旬,在山西娘子关地区的七亘村。三天之内,司令爸爸两次成功的重叠伏击,歼灭了不可一世的日军4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装备。
若干年后,英国一位军事学家将这次战役列为世界十大经典战术之一。
第二部曲,是1943年的夏秋之季,奉中央指示,司令爸爸在率领部队到延安组建新编第四旅的途中,在山西洪洞县的韩略村“巧遇”并全歼日军“战地观摩团”。这支由步兵学校及其他部队的高级军官,包括1名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100多名中队长组成的队伍,全部被歼。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叫嚣:“再牺牲两个连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军!”爸爸早已料到日军会来报复,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致使冈村宁次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因此流产。
部队到达延安后,爸爸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对他的这次战斗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表扬韩略村之战打得好,称赞一二九师作风顽强、灵活。爸爸向主席报告说:“我跟刘、邓、徐首长学打仗。”毛主席高兴地说:“刘、邓、徐是我军第一代军事家,你要做我军第二代军事家。”爸爸认真诚恳地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刘、邓、徐首长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战士,原来只知道不怕死,现在稍微懂一点打仗了。”毛主席说:“你还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掌握更多的革命理论,将来仗可以打得更好。”
后来爸爸在总结自己的这段战斗经历时说:“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行军,可是碰到了歼灭敌人的机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不影响上级赋予的任务,情况又有利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果断行事,积极歼敌。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职责,就是随时随地不放弃任何歼灭敌人的机会。不仅要懂得‘枪声就是命令’,还要懂得积极作战、寻机歼敌的道理,这才是合格的指挥员。战争永远是手快打手慢,有备打无备。革命军人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敌人就在我们的面前,党和人民就在我们的背后。”
第三部曲,是在1945年的7月下旬,为了保卫延安,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爸爸在陕北淳化县爷台山战役中一举攻占爷台山,将进犯延安的胡宗南部队完全击溃,有力地保证了延安的安全,并再次被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王近山同志,人家说你是‘王疯子’,我看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你这一仗把那位胡宗南将军打得可快要疯了啊!”
“……打剩一个旅, 我当旅长!…… 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
司令爸爸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历任了四个旅的旅长: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四旅、新八旅,这在全军高级将领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组建了六纵,爸爸是纵队司令。这是一支由当地游击部队组成的新生力量,一开始战斗力不强。经过几次硬仗、恶仗,爸爸指挥的部队打出了军威,政治水平和战斗素养有了极大的提高,六纵逐渐上升为主力部队。
出击陇海线,首战兰封正是六纵成立后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打出六纵名气的重要一仗,司令爸爸在战前动员时说:“我就不相信敌人有三头六臂,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刺刀也不是吃素的!”“是英雄是狗熊战场上见!”“打出个九块半的样子给人家看看!”(当时的主力部队发饷为九块半,非主力部队发饷为六块半)几句话就把全体官兵的士气给带动了起来。战斗从开始到结束进行得极为激烈,最终以胜利而告捷。这次战斗六纵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坦克1l辆及大量武器弹药。
定陶战役,血战大杨湖,也是六纵打下的一次硬仗、恶仗。陇海战役的胜利,虽然给国民党军队以一定的打击,但敌人自恃“兵强马壮”,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带着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飞到开封,部署钳制刘邓大军。他从徐州、郑州调兵两个集团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万人。而此时刘邓大军才4个纵队,加起来兵力不过5万人。5万对30万,兵力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
形势严峻,刘邓首长在召开各纵队首长的战役分析会上,期待着能有人主动请缨。
只见司令爸爸霍地站起来,坚定地说:“我们六纵打!我的部队年轻,拿我们去拼值得。只要主力部队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今天我在这里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国民党军队的绝对主力部队)就没脸回来见你们。”“我们去打,打剩一个旅我当旅长!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司令爸爸的这番话可谓句句铿锵、字字千金,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他本人也成为六纵这支部队永远的一座丰碑!
在这次定陶战役中,司令爸爸率领六纵先是以节节抗击的手段,步步诱敌深入,继而血战大杨湖,重创敌整编第三师,会同兄弟纵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我军共歼敌四个旅,毙伤1.7万余人,俘敌整三师师长赵锡田,缴获坦克6辆,大小炮200余门,轻重机枪710余挺,长短枪4300余支,汽车14辆,电台15部,其他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战斗的惨烈无法形容,爸爸指挥的六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负责主攻的18旅的几个团死伤过半,一千多名烈士的鲜血洒在了大杨湖畔。后来,爸爸来到了这里,怀念着那些死难的战友们,他们大都是从太行山下来的能征善战的骨干,关键时刻一个顶仨。他对陪他到大杨湖战场的同志们说:“我们书写六纵队的历史,就是要告诉六纵的后来人,不要忘了大杨湖,不要忘了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
后来,毛主席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篇文章中,就列举了定陶战役的成功战例。
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在被缴获的蒋介石国防部敌军档案中看到了有关对爸爸所指挥部队的评价:“该纵长于攻坚,指挥及纪律均佳。匪称为主力部队。”敌人以惧怕的心情写下这样的评语,可以看出当时六纵的声望已使敌人丧了胆。
爸爸说,他所打的仗里,最得意的有两个战役:一是襄樊战役,运用了反常的战术,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康泽;一是淮海战役中诱敌深入,策反一一○师起义,活捉敌兵团司令黄维。这两个人可都是蒋介石最得意的兵团级嫡系人物啊!当时因爸爸腰部受了伤,需要保暖,后勤部特意把黄维刚用上不久就成了我军战利品的一条皮褥子分给他用,也算是留个纪念。后来,爸爸到了河南农场,天气寒冷,又没有暖气,那条皮褥子还真派上了用场,此后他还经常跟人炫耀这条褥子的来历呢。
凡是跟随爸爸打过仗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要有他的地方必是红旗招展,人在红旗在,一个旗兵倒下了,另一个冲上来接过旗帜继续前进,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能找到王近山。而红旗往往都插在战场上的最前沿!他就是靠着那种器宇轩昂、压倒一切的风姿,鼓士气,壮军威,让敌人见了胆战心惊。
朝鲜战场上的“悬案”
哥哥们曾经问过爸爸“一生中有没有打过败仗?”爸爸很慎重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说“没有!”……“哇!”对于他这个一生戎马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作战的指挥员来说,居然常胜不败,简直就是神奇之人哪!
但就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三兵团第六十军一八○师在五次战役中的重大失利问题,曾经有人认为是爸爸打了败仗,其实是不公平的。爸爸从来就是敢做敢当的人,如果这次战役的失败真的是他指挥失误,他不会说自己从未打过败仗。但是,面对无可奈何的结局、无数无辜的生命,他悲痛、惋惜,即便是有人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相比那些死去的勇士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爸爸是1951年到的朝鲜战场,经志愿军部队的重新整编,他身为三兵团代司令,指挥五个军作战。其中十二军是他最熟悉的部队,打起仗来得心应手、配合默契。
我曾经问过许多了解当时战争情况的人,也听爸爸和大哥都讲过,那次战斗的失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志愿军总部、兵团和军的各级领导,都存在着盲目乐观和对敌估计不足的情绪。由于前几次战役取得了较好的战绩,就产生了乐观主义和麻痹思想,轻视了敌人,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美军全部消灭。没想到我们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后勤保障也跟不上。而我们毕竟打的都是现代化战役,美国军队武器先进、装备精良。吃了几次亏之后,他们当然要总结教训,调整兵力,改变战略战术。反而是我军依旧使用以前的常规打法,贸然行事。二是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太差,从总部到兵团直至各个部队,打到后来失去了联络和控制,致使兵力分散,有的已经撤退,有的还在原防区坚守,打乱了原定的作战部署。尤其一八○师所犯下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未经请示就过早地毁掉电台,并错误地决定采取分散式突围。部队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战,没有接应,没有掩护,不幸被敌军重重包围切割,致使部队损失惨重。
而相比之下,同样的境遇,同样是在突围,当时的十二军三十一师是爸爸的“老嫡系”部队,在战斗中他们深入得比一八○师还远,孤立的环境比一八○师还要恶劣,而且深入敌人纵深处整整十个昼夜。但该师指挥员在关键时刻不惊慌,坚定勇敢、沉着机智地指挥着部队,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冲了出来,全师胜利返回。“他们的思想和战斗作风一贯过硬。该师竟能化装成李承晚的部队和敌军并肩行军两天而不被发现,这就是王近山长期训练指挥的部队所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奇迹!”
后来爸爸在志愿军司令部总结五次战役的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把一个伤兵要见见美国大鼻子的话也捅到了会议上。他不管不顾地说:“我们的兵连美国人都没见到,就让人家给拍了,这么打仗怎么行?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打滥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
没有人敢如此大胆地冲着总部领导发火,这也就是“王疯子”。
后来毛主席还专门把爸爸召回北京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毛主席总结此次战役的失误,“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但又不能负全部的责任”,并且还少有自责地说:“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但对于爸爸来说,当时是兵团总指挥,总是有推卸不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损失了那么多条性命、被俘了一些干部战士。爸爸一直在自责,这个问题应该算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
爸爸在他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次著名战役——上甘岭战役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当时的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为了在即将退役之前,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功德圆满的句号,而赌气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小小的无名高地五圣山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震惊世界的战役!谁想他命运不济,他小瞧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士气,遇到了硬骨头“王疯子”!
双方都意识到此次战役的意义重大,都势在必得!
上甘岭这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原是秦基伟叔叔率领的十五军的防区。十五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到了朝鲜战场才归属三兵团管辖。后来战斗越打越响、战役越打越大,联合国军在此发动了强大的“金化攻势”,投入大量火力兵力,每天都向上甘岭高地倾泻几十万发炮弹和成百上千吨炸弹,十五军在给对方以大量杀伤的同时自己也伤亡惨重,打到第七天,该军第四十五师已经几乎要打光了。危急时刻,王近山司令员给秦基伟打电话:“秦基伟,你撤下来,我让十二军上!”秦说:“我不下!死了也不下!”王近山说:“那就一言为定,十五军不下!不过,十二军也要上,我把十二军配属你指挥,怎么样?再增调些炮兵,还有一个喀秋莎炮团!”秦基伟一时哽咽了。
谁都知道十二军是响当当的王牌军,把这样的主力部队配属给十五军,这种支持和信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要兵团首长信任我,我就咬牙打下去,保不住上甘岭,我提头来见!”
就这样,在上甘岭战役最关键时刻,本来正在换防去后方修整的十二军中途奉命立即返回前线,投入战斗,并由李德生副军长带着所属部队上了阵地。王近山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说:“李德生一上去,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开始十二军代军长肖永银还跟王司令员提出部队指挥权的归属问题,意思是十二军要打就要名正言顺。司令爸爸当时就火了,说:“到了这时候还考虑那么多?!你们先打,交十五军指挥,等打完仗再说。”
李德生带着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的兵力,配合着十五军坚守无名高地43天,其中的英雄人物可歌可泣,英雄事迹惊天动地。这场战役,由两个连阵地的争夺,发展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役规模的持续激战,敌人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最终以损失2.5万余人、损失飞机270多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的惨败告终。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作为兵团指挥员的王近山在此次战役中让美国人和全世界都扎扎实实地领教了“王疯子”的厉害。而那个范弗里特却背负了历史和战争的耻辱,只落得个铩羽而归。
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也不得不承认:“朝鲜半岛的战争,是我们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范弗里特也公开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
“然而,在此后乃至今天,上甘岭战斗成了一个‘悬案’,除了志愿军的档案中记载了十二军将士的英勇与牺牲外,历史却将它的功绩漫不经心地抹去了。由于指挥权的问题,也由于宣传媒介的作用,公众舆论只知道十五军打的上甘岭,而鲜为人知十二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所建树的殊勋……”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金日成亲自授予司令爸爸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功绩。1955年,在授衔的开国元勋将帅之中,年仅40岁的司令爸爸被授予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并被毛主席亲自授予中将军衔。
爸爸最佩服会打仗的人。他说,打起仗来他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陈赓,一个是粟裕。
战场上的爸爸当仁不让,而且是“疯”头出尽。然而,没有了战争,回到了国内的和平环境里,爸爸却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没了战场上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