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亲也被抓走了，我把两个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队，弟弟也到了一个小地方插队，相当于在北京就没家了。后来研究所就让我复员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林彪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文革”中左腿致残，“文革”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