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北平《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9月19日电讯：《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是没有跟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去台湾而留在已经解放的北平、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53位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他们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立法院是国民党实行五院制而设立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2月5日成立。1948年5月，国民党执行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就任总统，此时的立法院除原规定有的立法权外，还具有如下职权：总统任命行政院长，须立法院同意；行政院施政方针需向立法院报告；可决议变更行政院重要政策；可责问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等。至1947年，立法委员达到149人。
一、父亲为何会参加起义
我的父亲武和轩(1902—1986)，是53位立法委员中的一个。他为什么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参与《宣言》起草?
20世纪20年代末，父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就长期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等机构任职。1925年，他在太原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他参加了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的标榜“恢复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奉汪精卫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成为改组派中极为活跃的一员，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活动。1929年，为抗议蒋介石操纵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父亲大闹国民党中央党部，当面斥责蒋介石。后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并被通缉。
父亲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山西太原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作为国民党左派学生的一个活跃人物，结识了学生运动领袖、共产党人薄一波。在薄一波领导下，他参与组织太原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从此，父亲与共产党人建立起亲密合作的战斗友谊。
以后，父亲虽身在国民党营垒里，但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和友谊。山西的著名共产党人、抗日战争中山西“牺盟会”和“决死队”(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就是与父亲有亲密联系的一位。父亲利用在南京政府任职的便利条件，多次掩护、救援共产党人。曾任中纪委常委、石家庄解放后首任市长的毛铎，曾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何伟，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得到父亲的掩护和帮助。他将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当时部长为改组派的顾孟余)平绥铁路局挂名的薪水，由山西同乡、共产党人刘定安拿着我父亲的私章去领取，全部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亲往南京宪兵司令部，保释未完全暴露身份而被捕关押的学生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后期，父亲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与中共参政员多有往来，结识了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经常联署中共参政员的提案。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父亲以山西国大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今为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次正式大会上，以“议事规则草案”指责作为大会主席的蒋介石不民主。这是父亲又一次当面斥责蒋介石。一时间，引起很大震动。会议休息时，父亲立刻被记者包围采访。第二天，国内外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这一新闻。几十年后，戎子和在北京对父亲和我说：当年我们在太行山，听这向蒋介石开的一炮，还真高兴呢!
1947年后，父亲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他在曾同属国民党改组派，此时已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领导人之一的郭春涛领导下，与立法委员中的民联同志如于振瀛、陈建晨等，与许多持反蒋立场的立法委员如谭惕吾等密切合作，坚持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立场。
我的两个舅舅，祁式潜(党内用名徐大可)、祁式之(党内用名萧大成)是从淮南抗日根据地战斗到上海的新四军和中共情报战线上的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中共上海局吴克坚领导下，分别以中央银行专员和警察局人员的公开身份，建立秘密电台，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交换情报，策反国民党军警投诚起义，指挥上海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和机动大队起义。他俩与父亲关系极为亲密，叫父亲为“五哥”(父亲排行老五)，彼此无话不谈。长期受他们的影响，父亲更坚定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联的安排下，父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在国民党内的反蒋经历和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决定了父亲在决定历史命运的关头，毅然决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向人民。这就是父亲参加组织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的自身历史原因。
二、父亲参与宣言的起草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紧急通知立法委员和家属于当天晚上九时前离开南京去上海，由运输机从南京城内明故宫飞机场起飞，往返于南京上海。一部分立法委员到了上海，有的转飞桂林、广州、台北，有的就留在上海和已经在上海的立法委员取得联系。父亲1948年秋已到了上海，而且控制使用一部立法院的福特小汽车，这时与陈建晨、范予遂、张汇文、洪瑞钊，葛敬恩、周伯敏、萧觉天、李世军、李燕等立法委员联络，大家一致表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此时，作为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他的老家广西桂林设立招待处，专门接待南去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并命部下拍电报给在上海的立法委员，要他们“从速到桂，共商国是”。李宗仁撤到广州后，又让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汇文，告之准备派专机到上海接在上海的立法委员去广州。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等，游说在上海的立法委员，劝诱他们去广州、台湾。但父亲与前述的立法委员们均不予理睬，下决心留在上海不走。还有几位立法委员在安徽、浙江和江苏各城市，也不去广州、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从南京到上海和原已经在上海的部分立法委员范予遂、陈建晨、张汇文、葛敬恩、洪瑞钊、萧觉天、周伯敏、秦荣甲和父亲等十余人，先后聚集在南昌路善庆坊10号民联在上海的联络点和葛敬恩家里，商量如何对解放来个集体表态。但有各种意见，有的主张立即发表书面宣言；有的认为留下来不去本身就是表态，不必再另作书面表示。陈建晨建议由我父亲通过民联负责人郭春涛请示中共组织。郭春涛与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保持联系。郭与另一位民联负责人于振瀛(也是立法委员)曾在上海建国西路郭的寓所与吴克坚所派的徐大可碰头，交流、交换重要情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幸被郭春涛的夫人秦德君买菜回来撞到，秦故意大声吵闹，惊动郭、于、徐及时从后门撤离。秦德君因此被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解放时为解放军解救。
郭春涛将父亲汇报的各位立法委员的意见，报告了吴克坚。吴克坚说：这些朋友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他们没有走，留了下来，就很好。至于是否需要再以文字形式来表示态度，让我们研究并请示以后再说。这表明，中共领导已经知道了留在上海的立法委员们的想法，并给予热情的肯定。
1949年6月，立法委员葛克信从北平到上海，见到我父亲等人，讲到邵力老(邵力子)叫他带来一个口信：周恩来副主席说，在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朋友们，能够决计留下不走，我们很欢迎。他们应该表示一下态度嘛。周恩来此时正全力筹备新政协，5月20日出席“小民革”招待会，称赞“小民革”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组织；5月23日邀请民革负责人商议召开新政协和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他与留在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邵力子常常见面。
听到周恩来的话，立法委员们极其振奋，立刻推定周伯敏、萧觉天和葛克信等负责起草宣言。先由在上海的立法委员签名，然后寄给在北平的邵力子先生，请邵力老嘱咐在北平的立法委员签名。邵力老又请居留在各地的立法委员陆续签名。最后有53位立法委员在《宣言》上签了名，其排序按当时繁体字姓氏笔划。《宣言》至此完成了酝酿、起草、定稿、签名的全过程。周伯敏、萧觉天、葛克信等起草者都是文笔极佳的立法委员，将众人的意见集中写就，充分表达了立法委员们的意愿。
到了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邵力子，问起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表态宣言怎么还没有送来?邵力老说已经交给您的秘书了。周恩来嘱秘书找出宣言原稿，亲自审阅，同意了宣言的内容。
三、父亲说：周副主席的决策真英明
《宣言》在1949年9月19日由新华社发出电讯，9月20日见报并同时以华语、外语向国内外广播。电讯的标题是：前国民党立法委员王又庸等五十三人顷发表声明如下。
《人民日报》以“伪立委五十三人发表声明，虔诚接受中共领导，决心努力学习争取新生”为标题，刊登《宣言》全文。
《宣言》见报的日子选择得很有意义。第二天，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讲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著名语句。选择在新政协开幕前公布国民党政府53位立法委员的“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无疑给在北平举行的人民政协会议已具有的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又增添了分量。父亲讲到这个《宣言》的产生和发表时曾多次说，周恩来副主席的决策真高明，选择发表的日子极有讲究，十分有意义。《宣言》的发表，是对在《宣言》上签名的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在政治上的正确抉择给予充分肯定，是对他们“走向人民”、“诚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态度的充分肯定，从而意味着这53位立法委员的新生，在将由新政协宣布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里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的一分子。
《宣言》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往广州，面临彻底崩溃的时候发表，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一次重大打击。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正是在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也是9月20日，各大报刊登了这一消息，和立法委员《宣言》同刊。这一批官居简任一级(即中央副部长级)的立法委员集体发表脱离宣言，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无法招架的失败。如此的集体行动，绝对可以与战场上国民党军重大起义媲美，而在国民党政权内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正因为受到的打击是如此之重，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53人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予以通缉。对我父亲，这是他第二次被国民党开除和被通缉。同时，国民党当局对从南京、上海到广州的立法委员，采用了两手办法。一手将简任级待遇提高到特任，即中央部长级；一手对持不同意见的加强控制、监视，甚至打击。但是，《宣言》的政治影响继续发酵，仍有一些南去的立法委员，去了香港，以后又回到内地，参加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
《宣言》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影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府，施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立法院实际上是国民党和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遮羞工具。如今被西方国家看作为“国会议员”集体“倒戈”，实是蒋政权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因而，国外报纸纷纷刊载这一消息。
四、40年后，我被告知父亲是“革命干部”
53位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的《宣言》发表10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从此，这些原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在新中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父亲与他们在民革组织和人民政协中，为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父亲连续被选为民革二届至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顾问。1950年由民革中央派到上海工作，一直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上海市人大代表等。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底楼大厅接见上海各界人士。其间，毛泽东与我父亲同坐一双人沙发上亲切交谈。我当时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暑假回上海，父亲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毛主席听我父亲的北方口音，问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我父亲答：是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脱口而出：噢，你是武则天的本家。毛泽东知识之渊博、反应之敏捷、语言之幽默，令我父亲和全家^非常感动。交谈时的照片一直摆放在我家客厅里。
《宣言》发表的40年后，1979年初和1982年底，中共中央两次发出文件，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父亲和参加《宣言》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明确为起义人员，得到有关部门颁发的证明。我曾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的口头告知：你以后填家庭出身一栏应填写“革命干部”。这我才明白，战场上起义的国民党军人，是“革命军人”，而NY-的文官，则视为“革命干部”。这是党和人民对原国民党立法委员N_AZ的爱国行为的肯定。
也是在1979年，我陪父亲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6月15日会议开幕，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致开幕词，阐述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我作为委员的随员也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小平主席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充分肯定“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我父亲时年已古稀，但仍受到极大鼓舞，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中去。
60年前在《宣言》上签名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均已作古。他们从国民党营垒走出来，与反动派决裂，又走过了几十年与新中国同行的道路，证明了他们当年的抉择是正确的。
写于2009年6-7月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