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三角地区”党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和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的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具体要求各区独立营扩大到400至500人，区游击队应扩大到100至150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应随队行动，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项英曾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经过游击战争的教育，瑞金、兴国一带的地方武装渐渐能进行游击战，闽赣军区的部队也向宁国、石城、广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1935年1月28日，红24师和独立3团、11团共5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2师一部，由于部队部署失当，在激战中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这是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项英后来也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已经“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已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三、彻底转变斗争方式，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不断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1月30日致电中央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定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复”。

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