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确定“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用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但这场新生活运动是虎头蛇尾，成了一出场荒唐的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国内旋即陷入内战，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无力兼顾，这场历时15年的运动因此面临诸多困难，于1949年悄悄“暂停办理”。然而蒋介石没有忘记这场新生活运动，他晚年在台湾发动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氏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三分之二皆为道学旧说。他自青年时代读新学诸书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并常用旧学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从政治国、用兵打仗的轨范。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去人欲，存天理”自律，果真能一日三省吾身。蒋氏年轻时私生活荒唐不堪，在其日记中他尽量一日三省吾身来克服常见自省之语，比如见女色心动本乃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当天日记他就会检讨：“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类似这样的“狠斗色欲一闪念”在他日记中，特别是认识宋美龄之前举不胜举。严格按照道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致使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介石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一些典籍功用过于夸大的无所不能。。

不过中国哲学多为政治哲学，传统文化亦为政治文化，在蒋介石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我以为我们今日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

回溯蒋介石一生，他始终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其思想也是以儒家道统为根本。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了。

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声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蒋介石带着他光复大陆的迷梦走了，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要交到了蒋经国之手。

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介石影响极大，蒋介石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着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清算。

蒋经国上台后，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他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礼义仪孝为先，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历时20余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常被人认为是“食古不化”，钳制了学术自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它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使得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民主转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