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1日，重庆特警班终于宣告成立。学员都是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抽来的尖子。该班分刑警和保安两个系，训练科目除侦察、审讯、指纹、心理、化装外，还要进行各种实习训练如射击、机动车驾驶、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出800名特务（准备再招收1200名）。“他们几乎谁都没有受到任何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普通罪犯的训练。训练的课程集中在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方面。”〔22〕

关于这个特警班，梅乐斯在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自供道：“在今天上午开设了一所新的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察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义……”。〔23〕

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在抗战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候，却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统局那些与抗日毫无关系的部队，而在1946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改称）也正是依靠这批由美国训练、装备的特务骨干，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所以我们认为，也许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刑讯、屠杀共产党人的活动，但他们进行的这个特殊警察训练计划，却是在间接地帮助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命运动的恶毒阴谋。正像戴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要求美国人去做那样的事情的，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那样干。”〔24〕

2．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曾这样自夸，他“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他本人乐于从中出一把力”。1945年7、8月间，当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梅乐斯认为他可以“从中出一把力”的机会到了。他首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个训练营，向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挺进。到8月12日，他又拍电报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指示他们说，蒋介石和戴笠已经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战斗，以防止共产党部队开进日军占领区。梅乐斯下令说：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要全副武装并携带完备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的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弹药交给‘忠义救国军’……并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几小时后，梅乐斯又再重复这些指示，并十分心虚地告诫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郑重保证你们的部队严守秘密之后，将这一命令烧毁”。〔25〕

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乐斯还在继续下达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该帮助戴笠的命令。与此同时，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还迫不及待地自己组织了一队武装帆船，抢占港口地区，以帮助国民党收复沿海城市。当然，尽管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费尽心思、竭尽全力地为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但到9月中旬，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他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

如果说前面的“特殊警察训练计划”中美合作所还是间接的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话，那么“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就已经证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并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帮凶。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在政治上的二重性（即既有共同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反共的一面），不过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中美合作所的反动性质，到底是通过哪些活动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业务性质上讲它到底是一个情报、训练机构，还是一个从事关押、刑讯、屠杀等活动的集中营。从而也就提出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无论将其解释为“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还是“中美合作所领导下的集中营”，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观点，供史学界的同行参考。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