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双星陨落

时间:2011-12-27 18:56来源: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 作者:樊克宁;朱玲 点击: 载入中...
  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界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 

  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巨擘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的心灵旅程。 
  
苦心孤诣一代宗师  凤毛麟角静水深流 
 
  季羡林先生走了,带着他的满腹“烂字典”和广博学问。他生命中的最后绝笔“弘扬国学,世界和谐”,那是7月10日下午的题词,这般脱尽铅华的大白话,是这位学术巨人用一生的学术求索和人生阅历浸泡出来的。人们或许不知道,季先生还有另一句大白话“该死就去死,不必多嘀咕”,这是从陶渊明的“纵流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化悟而来的。

总理赶来送别 

  据季羡林弟子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去世3小时后,获悉消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赶到医院送别。温家宝说:“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此番话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据了解,近年有多位国家领导人探望季老。温家宝总理曾先后5次看望季老。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的时候曾对季老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学术成就 

  有说法称,若用百米赛跑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1978年67岁以前,他只跑了二三十米;生命后30年,他才跑完最后七八十米。1978年至2002年,不计散文、杂文、翻译,单就学术著作,季羡林就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 

  公众知晓季羡林,主要通过他的散文随笔、译作。从17岁开始写第一篇散文,几十年笔耕不辍,这位“业余散文家”,迄今散文、随笔已逾150万字。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被称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文革”后期,受迫害的季羡林担心自己把梵文忘了,便开始偷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2万余颂、译成汉语9万余行的巨著,是季羡林10载的心血,面世时被引为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但是,其弟子钱文忠说,季老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是他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季羡林称:“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80岁以后。”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 

  作为中国唯一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他的笔下,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大规模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吐火罗文译释》,终结了王国维慨叹“吐火罗文残卷在中国出土,却无中国人研究”的尴尬。吐火罗文残卷,往前推移了中国历史,让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得以重新考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季羡林还投入大量精力,在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新的学术领域开创与完善。他一身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一度多达一百多个。 

自嘲“烂字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树英同季羡林先生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他说季先生自嘲为一本“烂字典”。原因是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追着他问个不停,他也不厌其烦有问必答。 

  王树英也把季先生当作自己的一本“字典”,从做学问到做人,处处向季先生请教。他说:“早年我写《印度文化与民俗》,这样的书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在写以前,我很有把握,可是写的过程中卡壳了,因为外文没有参考书,中文的更没有。我有点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我跟季老先生汇报这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如果有现成可参考的书,那你这个书还有什么价值?’我一下就醒悟了。于是我排除万难搞研究,最后书出版了,还得了中印友谊奖。他这一句话对我的启发,使我终生都受用。 

不完满才是人生 

  “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曾在《负暄三话》中写到,“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负暄三话》中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段子:某一次开学,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想去干什么,行李没有人照看,恰好一位白发、苍老、衣着陈旧的“老工友”在附近,便招呼“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老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直到开学典礼,学生才发现“老工友”竟是“校长”。 

  在他家工作过的保姆要读书,季羡林汇款一张:“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直至老年,他都坚持往山东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 

  前些年,北大曾接受了一笔大捐赠,来自于季羡林。这笔捐赠中,仅古字画就以百计。据透露,“季羡林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藏品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除却字画,赠品还包括古砚、印章、善本,以及他毕生的稿费。 

  于他人慷慨,他的个人生活却是简朴的。张中行曾写道,在北大,他的装束远远配不上他煊赫的头衔。“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 

  这位素朴的老者,在当下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成为了稀缺品。以梵文为专业的他,甚至被戴上了“国学大师”的帽子。于是,他在安卧病榻写就的《病榻杂记》里,一口气辞去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此后欢呼:“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平生最敬仰四位前辈:陈寅恪,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力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曾与巴金、臧克家等朋友相约,“何止于米(88岁),相期以茶(108岁)”。可惜,他们谁也没有做到。生前,他在文中写道:“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7.12樊克宁朱玲等文) 

四度译注《老子》,只为“弱势群体的声音”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1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至1964年。1961年他主编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至今已再版十余次,被奉为教科书中的经典,全国大学大多采用此为教材。 

  1959年,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担任所长至1985年。 

  数十年学术之路,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他提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其弟子、学者李申说,任继愈“不仅是研治中国哲学的专门家,而且是一位全方位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毛泽东评价他早年的佛学研究文章是“凤毛麟角”。 

  在其自传性文字《我的追求》中,任继愈谈及,自己决意终生治学,发端于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目睹的民间疾苦。“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2007年,91岁的任继愈完成了他的新作《老子绎读》,这是他第四次注译《老子》——因为《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热衷古籍整理,从不做“挂名主编” 

  临终前不久,国图晚辈去北京医院探望病中的任老。据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他已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念叨,言辞含混,但大家还是听清了三个字——“图书馆”,“他反复说了几遍”。1987年,任继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馆长,直至2005年退下。但退休后依然坚持每周一、四到馆。去年落成的国图新馆,还有任老办公室。 

  正是在任继愈的重视下,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善本特藏得以整理和保护;大量学者藏书和名人手稿也得以收集入藏国图;面向读者的“文津讲坛”,他不仅亲自主讲,还几乎月月去听…… 

  晚年,古籍文献整理成为任继愈投入精力最多的大事业。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继愈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在他看来,古籍有别于一般文物,“只有人们能阅读、能利用,才算真正发挥了价值”。 

  在这一系列“苦差使”中,任继愈从不做“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总是亲力亲为。因为“有些青年人读古书已吃力,他们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九十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点多就起身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是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 

  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任老最自豪的是:“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不凑热闹”。他说,“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 

让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任继愈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不信教却有两名“偶像” 

  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 

  “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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