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作者：张宏杰，原题：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子》，本文为节选

起义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朱元璋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事实上，在新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四处镇压自己根据地内的农民起义了。

推翻旧王朝时，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这个弯可不太好转。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玩笑，此乃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朱元璋认为，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但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几十年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更何况，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元朝，毕竟是吃过饱饭的：“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充满愤怒，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而要从“实用”与否的角度考虑。他如此礼敬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礼敬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

“殃归首乱”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遇到了一点难题：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