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清毒的活动在旧中国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清政府没办法对付烟毒，北洋政府甚至靠这个吃饭，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只做了些表面文章。
　　最有成果的一次，算是１９４３年冬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清毒运动。曾参加过此次运动的人回忆当时的场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大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学生们迫使当局枪决了大毒贩。

毒贩将新中国干部拉下水
　　国民党败退以后，苟延残喘的小军阀、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退役军官扭成一股黑网，疯狂地运毒贩毒，牟取暴利。
　　特务陈辉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潜入南京，秘密建立“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活动经费就是从他几次由安徽贩卖烟土到南京的利润中抽取。素有“东门毒窟”之称的大毒贩谷朝选，１９２８年拜青帮头子卜凤山为师，勾结日本领事馆、国民宪兵队和侦察队特务合伙贩毒。建国后，他利用浴室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大量制毒贩毒，害死了很多人，连他老婆都说：“谷朝选要是因为贩毒被枪毙，我没有话说。”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革命者，也成了毒品的牺牲者。吉林某市副市长和助理，就在毒贩梁发的引诱下，抵不住美女和鸦片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给毒贩提供便利，还拉了当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组织部长一起做毒品买卖。
　　青帮“通字辈”头目车惠轩，从１９４２年起即勾结汪伪特务、日本商社进行贩毒。解放后为寻求新的庇护，他用金钱、美女、毒品使派出所所长王某吸毒上瘾，从一个正直的国家工作人员腐化成了吃喝嫖赌、吸毒、包庇毒贩的罪人。

中央花三年时间肃清鸦片
　　中共中央决心整治烟毒。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４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的办法；设禁毒禁烟委员会，由民政会会同公安机关及人民团体组织；禁绝种烟，少数民族地区可有步骤慎重执行；禁止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违者从严治罪；限期缴出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并由政府酌予补偿；逾期不缴者没收并治罪；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卫生机关配置戒烟戒毒药品，免费或减价医治吸毒者，或设置戒烟所。
　　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政务院又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命令》，中央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群众性禁毒运动。至１９５３年底，新中国就基本上肃清了鸦片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