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号楼和11号楼外，酒吧画廊和夜总会渐渐让路给了咖啡馆和小酒馆。9号的建筑情况越来越糟糕。莱吉看着从相连的其他建筑物上爬过来的腐烂慢慢侵蚀着她的外墙。她的排水管整整一年时间没有正常工作了，屋顶也漏了，墙壁上出现了之字形的裂纹，楼梯也开始摇摇晃晃。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对住户下达逐客令。虽然名义上住户是租住于此，但他们其实是不付房租的，因为房屋过去产权上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既不算是合法的宅地居住者，也不算是非法占据者，也正是靠着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他们才能击退纽约市政府的清退令，继续住在那里，不用交付现金的房租，但是每月的维护开支都是大家一起出的。

　　2002年，一个旨在保护租户权益的组织“城市定居协助会”(Urban Homesteading Assistance Board, or UHAB。)以1美元的价格从市政府手里买下了9号楼，他们承诺会对它修护。和莱吉共享大厅的那位怪脾气的邻居当晚就搬了出去，拆除了所有他当初安装上去的设备，包括电线，那样也就没人能搬进来继续住下去了。市政府想把11号楼也卖了，但开价65万美元，住户们无力承担。于是，在其他住户的支持下，格林女士接触了BFC Partners，希望后者能帮助他们买下这栋楼。这是家专门建廉租房的公司，在纽约各处都有项目。作为开发商，他们有权拆除房屋内部设施，翻新或是全部拆除，只要能再建一栋新的并保护好老住户的权益就行。成功买下11号楼后，BFC Partners迟迟未开工，这让住户们既感到轻松，又时常提心吊胆。“我们都以为如今这事情很早以前就该发生了。”格林女士说。

　　在9号和11号附近的区域，旧区改造计划早已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东村的建筑格局慢慢发生了变化。9号楼后面的万国教堂所在的那栋楼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公寓大楼。莱吉渐渐习惯了变化带来的打击。当初那栋公寓大楼新建时，她很担心已经年代久远的9号楼会不会受到影响而坍塌下来，天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是身体状况也受到影响。结果证明她只是杞人忧天，那栋新楼还把朝着她后窗户的墙面刷成了白色，给她的公寓带来了更好的光线。“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莱吉说，“起初我很恐惧，但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现在我已经记不起原来那栋楼是什么样子了。”

　　在9号楼里，新东家许诺的修护工程始终没有兑现。按照他们某个员工的说法，部分原因是因为双方在经费上谈不拢。莱吉每天都为这栋楼的情况担惊受怕，甚至做了噩梦，梦见自己很老了还得为维护这栋楼而四处奔走，“我以为我只有那条路可走了”。11号楼的格林女士开始离开家，去佛罗里达看她的女儿和妹妹。每次回到纽约，她都感觉东村看上去变得更陌生了一点，“我走在邦德街上，感觉自己像是这座城市里最老最胖最穷的那个人”。

　　2008年，市政府对这一片重新分区，BFC得以借助政策便利，在11号楼的位置上建造一栋针对不同收入住户的建筑，市场化运作的同时保留一定数量的公寓给低收入人群，他们自己也能从中盈利。他们接触了UHAB，希望能买下9号楼，一起推倒重建。UHAB征求了住户们的意见，起先他们十分反感，不愿接受。但BFC同样许诺会给他们全新的公寓房一间，面积大小参照原住房基本不变，付出的只是不足挂齿的象征性费用，他们最终都答应了。

　　在9号和11号被拆除后，这里将建造起一栋12层的高楼，共有65个单元，计划在2013年完工。两栋楼里的9户人家被允许以1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一间新单元，不过只能自住，再售出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还会以低廉的价格向低收入人群出售4个单元，剩余的52个单元按照市场价出租，单间的价格在每月3200美元起。

　　这两栋楼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种艺术家波希米亚式乐园的惯有发展线路——被市政府或是唯利是图的开发商扫地出门，也并非如知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微博里说的：美国“钉子户”靠着法律保护房客权益和州法规定贫富混居的条款拿到了廉价公寓。其实，这里本没有抗争，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国式维权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住户心甘情愿的选择。他们固然舍不得让老楼就此灰飞烟灭，但长期为恶劣的居住条件所困、一直靠自己的绵薄之力辛苦做着大楼的日常维护让他们身心疲惫，经过了内心的苦苦挣扎，最后还是对开发商点了头。“我们都累了。”已经在这里住了20年的莱吉说。她为了把这里修成她理想的家和工作室，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心力。今年6月，她将被迫离开这里，等到2013年再回来。“大多数人都以为，届时我们可以免费回到这里，但我想请他们自己过来尝尝这里头的滋味。”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