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作家巴金
    巴金先生百岁华诞的那一天，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原名李尧棠的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几乎是一位世纪同龄人。巴金是这个伟大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为祖国和人民不懈奋斗的革命历程。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香港、广州、汉口、桂林和上海之间，以高昂的热情，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采访，写下大量小说和文艺通讯。新时期以来，他仍然笔耕不缀，活跃于当代文坛。７０多年来，他创作勤奋，著作等身。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长篇作品，《英雄的故事》等多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五卷本《随想录》等，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巴老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文学编辑家。他为我国读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他主编的《文学丛刊》《收获》等著名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又推出了一大批文学精品。巴金先生８０年代写作的《随想录》被人们誉为“讲真话的大书”， 他那种虔诚地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历史反思的忏悔精神掀起了巨大的思想朋友眼中的巴金：活生生的有痛苦有矛盾艺术的冲击波，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阅读史上实在是罕见的。

巴金的“三个先生”
第一个先生是母亲
　　巴金的母亲陈淑芬，生长于书香门第。她在李公馆里，为人宽厚、谨慎。巴金曾说：“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的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
　　大家庭里，家族成员之间有许多明争暗斗，会给长房媳妇带来许多难言的委屈和辛酸。但她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巴金看见的母亲永远是温和、带着微笑的。有一次祖父李镛花了一大笔钱给巴金父亲李道河捐了一个过班知县，到北京去验看，却未成功。李镛生气，兄弟妯娌冷言冷语，使母亲十分难堪，只能偷偷垂泪。
　　有一次，尧林打骂了香儿，她就责备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正。在日常生活中，她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
第二个先生是轿夫老周
　　巴金家里的老轿夫老周当过太平军。太平军失败后他回到家乡时，老婆已跟别人跑了。后来，儿子也战死在战场上，只剩他孤零零地活着。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手艺和杂活，饱经风霜和坎坷。老周并不拿“爱”字教他，然而给他描绘这个社会的黑暗面，叙说他自己的悲痛经历时，经常说一些闪烁着智慧和含有深意的哲理。
　　巴金常到厨房帮老周烧火。起初巴金总是不停地把干草或干柴放进灶孔里去，火快弄灭时，老周就用火钳在灶膛里拨弄几下，火又熊熊燃了起来。老周对他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这样一个遭到过如此不幸、处在困苦境地的人，竟然还有这样坚强而高尚的信念。这使他一生不能忘却，成了他后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第三个先生是编辑吴先忧
　　吴先忧，四川盐亭县人，“外专”学生。他比巴金年长几岁，在创办《半月》时，自动退学，到一家裁缝店做学徒，实践他所信奉的“劳工神圣”的信念。在这位“先生”那里，巴金第一次听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是神圣的事”这种新鲜的道理。
　　在与这位“先生”朋友相处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情使巴金十分感动：《半月》每期销一千份，收回的钱很少，还得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先生”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乱用”钱。“先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找不到钱就拿自己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先生”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出门的时候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付印刷费和缴月捐。这位“先生”常常这样做，所以曾闹出夏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单衣的事情。
　　巴金写道——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这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朋友眼中的巴金：活生生的有痛苦有矛盾
　　巴金的同时代人在不同年代留下了一些对巴金的记录，有印象，也有看法，在这些人眼中，巴金并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大师，他是活生生的，有欢乐，有痛苦，有矛盾。
　　沈从文是巴金的好友，１９４９年后两人有着不同的遭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巴金根据在北平的所见所感写了《沉落》，对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有所影射。沈从文很为巴金成为敏感人物着急，说他被两件事扰乱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现象耗费感情。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
　　曹禺也是巴金的挚友。他生前曾说：“我怀念北平的三道门，你住的简陋的房子。那时，我仅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大学生，是你在那里读了《雷雨》的稿件，放在抽屉里近一年的稿子，是你看见这个青年还有可为，促使发表了这个剧本。你把我介绍进了文艺界，以后每部稿子，都由你看稿、发表，这件事我说了多少遍，然而我说不完，还要说。因为识马不容易，识人更难。”
　　冰心称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之处，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冰心晚年曾对一位晚辈说：“我写信给巴金，你干吗那么忧郁。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黄裳描述过１９４９年以前巴金在上海的生活：“巴金平常很少参加闲谈，他总是一个人在楼上工作。到了吃饭或来了客人时才叫他下来……（他）披着一件夹大衣，手里拿着一本小书，踏着有韵律的步子从楼上慢慢踱下来，从他那浮着微笑的面颜，微醺似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从阅读中获得的愉乐……巴金在我们身边，可是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像一群孩子那样围着他喧闹，当他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时，他才是活泼的、生动的。这‘糖果’就是在他工作的出版社里出版的新书。”
　　萧乾称巴金为“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