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者:梁羽生

时间:2011-12-28 16:48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庆全 点击: 载入中...
    上世纪50年代,一篇应景而为的无心之作,创造出半个世纪“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华语世界从此有了“成人的童话”。
    新武侠小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梁之后30年,出现了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大家,他们一并创下这个年龄跨界最宽、读者数量最广的特有的华语小说类型的阅读神话。
    扛领大旗的梁羽生和金庸,他们对“武”与“侠”的各异解读,一方面为赢弱文人筑出千古豪情侠客的春梦,也引发世界华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武侠情结,和对“武”与“侠”的文化追寻。
    逝者已去,侠气犹存,在武侠小说之后,什么会成为“侠”的下一个精神载体?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
    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冷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封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男出阁,欣欣然}昆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说时迟,那时陕”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  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梁羽生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武擂台的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犹如内地国门初开时的80年代,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左派理念依然影响很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则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左派报纸。左派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隋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左派理念下的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以“名士”自况
    在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一代武侠新风之后,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文中云:“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
    佟硕之者,梁羽生也。此文是他应罗孚的要求而写的。此时,金庸已另立门户执掌《明报》,而梁羽生依然是《新晚报》的编辑。
    梁羽生以“名士”自况。在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名士”以其独有的学养,承担着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的责任,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则需要“名士”在时代与心灵的两极中寻求平衡,否则何能成为“名士”?
    梁羽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及熟读古文、擅长于对联。及至弱冠,在广西桂林中学读高中,喜欢填词弄赋。后因日军侵扰返乡,适逢数位粤籍学者避难蒙山,遂依礼拜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为师;而后来以敦煌学及诗书画著名的饶宗颐,当年也曾在他家里住过,两人亦师亦友。梁羽生曾向他们学习历史和文学,国学底子笃实。后随师返穗,考入岭南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公报》谋得差事,编辑旗下《新晚报》文学副刊,一份工作到暮年。主业烹文煮字,闲来棋书自乐。偶然被逼踏入“江湖”,成为侠客,则既开风气又为先。晚年随子女定居澳洲,依然棋书自乐,直到归隐道山
    这样无传奇的一生,“名士”的派头在哪里?
    其实,在时代的流变里,一直以政治运行和思想教化为己任“名士”,途径无非两条:一条是与时代契合,激扬文字;一条是能隐则隐,甚或“大隐隐于市”。以此衡量梁羽生,乃真“名士”也。
    1966年,文革波及香港,港岛也同样陷入狂热,梁羽生走出“江湖”世界,关注时局,改写时评,指点大局,一时挥斥方道。时代的激情,激烈地冲撞着他的左派理念,使他成为“革命群众”的坚定支持者。而主持《明报》的金庸,与他供职的《大公报》政见相左,两报你来我往,笔战连番,而两人扮演的角色如何?那段岁月是荒唐的,梁、金之间这段往事也很少有人提及,一直为人所揣测。但梁羽生以“名士”自居的政治与教化的派头则是十足的。
    荒唐岁月过后,梁羽生则“大隐隐于市”了。1978年,邓小平在广卅接见他,他却仍然穿着一套旧西装,脚上的皮鞋烂了鞋尖。当时—个陪同人员问:“您老就穿成这样去见小平同志吗?”梁羽生才如梦方醒,托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和西装。“竹林七贤”的披发跣足是古时的隐,现代的隐,当无出乎梁羽生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4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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