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决定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为了这一目的，中共中央决定，要集中全党智慧，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由于毛泽东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决议》需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决议》起草小组数易其稿，反复讨论如何达到全面、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陈云提出了加写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重要建议，使《决议》全面地展现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也使《决议》得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历史结论，从而使这个《决议》比较客观，比较令人信服。
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为“拨 乱反正”能否成功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能否扭转10年“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如何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成为整个“拨乱反正”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情况下，“拨乱反正”工作遇到种种阻碍和干扰。一方面是以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倾向，他们不仅讳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另一方面，当我们党冲破阻碍，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时候，在党内外又产生了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大量冤假错案的先后平反，尤其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刘少奇冤案的昭雪，使一些人简单化地认为：既然过去被认为完全“错”了的人和事统统都是正确的，真正错的就只能是毛泽东一个人了。既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思想就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了。他们通过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极力贬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们打着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旗号，歪曲党的政策和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还有一种人介于前两者之间，他们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真要分析批评他的错误，又觉得感情上过不去，或者担心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有损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
此时，国际上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也颇为关注。这是因为，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秘密报告公开后，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西方某些舆论将赫鲁晓夫这一行为简单地概括为“非斯大林化”。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几十年的历史，也成为当时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江青被逮捕和“凡是派”遭到批判，随着毛泽东晚年观点和理论的被否定，随着毛泽东定的错案被平反，西方观察家和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非毛化”。不少西方国家甚至以此为风向标，作为观察中国日后道路走向、判断中国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本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西方国家除了基于他们的特定立场作出了带有偏见的主观臆断外，还有针锋相对的正面提问。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两次采访了邓小平，她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历史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而是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只有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消除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局面，彻底清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才能澄清国际舆论，有利回击国际敌对势力的诬蔑和攻讦；才能树立党和国家的新的良好的形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决议》起草过程中起初没 有处理好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日常工作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党中央从1979年11月起，开始组织力量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为起草《决议》做准备，到1981年6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多。《决议》起草前，中央就提出，《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1980年5月23日，起草小组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邓小平看后，感到整个文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认为稿子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认为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没有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的具体贡献。邓小平要求决议起草小组重新写。9月10日，起草小组再次改写出了约6万字的决议稿，并于10月12日将此稿发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讨论。讨论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偏颇甚至相当极端的意见。如有人不赞成毛泽东功大于过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一生是“功大、错大、罪大”。有人认为毛泽东搞的是“农民社会主义”。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个体系：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后10多年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有人主张在个人品质问题上做文章，把毛泽东比作封建帝王，等等。老革命家黄克诚1980年11月在中纪委会上曾讲到使他“很忧虑”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有些同志“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邓小平看了讨论的部分简报后，对决议起草小组重申了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再次提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见，就现有的稿子来说，并没有达到中央当时提出的要求，对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还无法令人信服。因此，他建议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多征求一下老干部的意见，以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完善。
采纳陈云建议后，《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趋于全面、科学
在《决议》起草小组正在思考如何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时，陈云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他认为，《决议》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建议，反映了他一贯的观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用主要精力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左”的错误；同时，他又坚持维护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伟大功绩。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一九四二年我养病的时候，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1979年1月4日，陈云作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讲话，回顾了毛泽东坚持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领导全党制订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此，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
陈云建议提出前，起草决议的思路都受“建国以来”的限制，主要是写建国后的32年。至于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只有几百字。这样写，总觉得不能达到科学评价毛泽东的目的。陈云的谈话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起草小组采纳陈云的建议，决议稿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对建国前28年写了4大段2000字。在决议定稿时，“前言”又被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共计3000余字，这一部分的内容的增加，对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决议》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共分为5个子目录。其中，第(3)(4)(5)目都涉及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
第(3)目全面、概括地展现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辉历程，非常自然地展现了毛泽东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功绩。
第(4)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的第一条。《决议》写道：28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第(5)目又着重讲了在革命过程中领袖人物的巨大作用，指出：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接着，《决议》以时间为序，以正面论述的方法扼要概括了毛泽东建国前的伟大贡献。最终很顺利地得出了这样的历史结论：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28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因而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这样，才有了我们今天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才有了党的十五大和十七大上对毛泽东及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评价。十五大报告将毛泽东列为一个世纪以来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永远铭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摘自《党史文汇》2008/10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