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之所以享誉中外，不仅在于他对京剧艺术的创造性贡献，而且在于他那高尚的为人之德，特别是他那凛然不可欺的民族气节。正如一位俄罗斯艺术大师对他评价的那样：“梅兰芳的艺术魅力之所以超越国界，一是其高深的京剧艺术造诣使然，二是他伟大的民族气节征服了人心。”
两度扶桑之行
梅兰芳，字畹华，喜连城戏班学徒出身。1917年，梅畹华以梅兰芳的艺名在天津演出，并一举成名。此后，他开始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接连挂头牌扮演主角。到了1918年冬天，梅兰芳不仅在国内大红大紫，甚至国际传媒也开始连篇累牍地介绍这位中国青年表演艺术家。到了1919年春，西方国家对梅兰芳的大名也如雷贯耳，日本著名汉学家在《读卖新闻》上首次公开赞扬梅兰芳是“中国戏剧集大成者，自徽班进京以来男扮女装的第一人，其一颦一笑和一腔一势，均让中国京剧锦上添花”。在东京和大阪等地甚至还组成了民间的“梅党拥护团”。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梅兰芳才有了第一次东渡扶桑的公开演出。
梅兰芳应邀来到东京演出，虽然有“梅党拥护团”及一些对中国艺术有好感的进步人士支持，但初场演出时售票情况并不理想。可是，当梅兰芳主演的《天女散花》作为公演的开场戏首次面对日本观众时，让那些对中国国粹艺术虽有耳闻却尚未目睹的观众耳目一新，散场后黑压压的日本观众围在舞台下不肯离去。从翌日开始，东京所有的大报小报上均出现了梅兰芳的大幅剧装照片。梅兰芳潇洒的仪表和男扮女装的舞台形象，首先征服了那些对中国京戏尚不十分了解的读者。。从第二天开始，梅兰芳首演的大剧院门票被抢售一空，黑市上的剧票价码也顿时飚升到惊人的地步，许多商界巨擘甚至不惜重金派员购买。到了在东京演出的最后一天，就连一些对中国京剧不感兴趣的日本皇室和政界要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亲临剧场观看梅剧。
梅兰芳因此不得不把在东京的既定演出日程一再推延，一直到半个月之后才在戏迷观众的夹道欢送中驱车离开了东京。接下来，梅兰芳在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等地的巡演，也收到了他预想不到的最佳效果。作为中国第一位来日本演出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自此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本媒体对梅兰芳的推崇与赞扬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由于1919年这次首演的成功，日本各界在此后多次派人前来北京邀请梅兰芳第二次赴日公演。特别是当年在东京与梅兰芳同台演出的日本艺术家守田堪弥、田嘉久子、松本幸四郎和中村歌右卫门等人在梅兰芳离开日本以后的频频书函，都向他表达了要求再次一同演唱的焦渴之情。梅兰芳感其盛情，遂于1924年再次组团赴日公演。这次访日规模要比前次更加宏大，日本各界人士为了欢迎梅博士的到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梅兰芳抵达东京时，数万人冒雨守候在车站，人群里不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和欢呼声。这次梅兰芳以他新排练的剧目《黛玉葬花》《金山寺》及梅派传唱已久的《霓虹关》《汾河湾》和《千金一笑》再次获得了广大日本观众的青睐。无论在东京，还是京都、大阪，演出都场场爆满，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梅兰芳的巡演盛况。正如日本报界所说：“此前日本艺界以欧美艺术为楷模的先例，均被梅兰芳两次公演所激起的热潮取而代之。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不仅可以堪称东方世界最佳美的艺术，而且他出类拔萃的表演技巧也彻底征服了日本各界，他们都从梅博士的表演艺术上认识了中国京剧艺术不可忽视的价值。”
冷拒伪满之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梅兰芳在北京看到报纸上刊载着日本关东军血腥屠杀东北百姓的消息时，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
1932年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在东北长春粉墨登场。日本侵略军为了大造伪“满洲国”成立的声势，决定不惜一笔重金，从北京聘请一批京剧名伶，前往东北长春
去为伪“满洲国”成立盛典助威造势。在日本关东军初拟的京剧名伶名单中，第一位就是梅兰芳，而且关东军给梅兰芳开出的酬金价码也是最高的。可是，梅兰芳对敌伪派往京城的特使呈送上来的请柬却不屑一顾，他以正在患喉疾为由婉拒了。
日本关东军清楚，对待像梅兰芳这样的京剧名家，金钱利诱和武力威胁都是不会起作用的。于是，总司令本庄繁便派一个晚清遗老秘密前往北京，找到了梅兰芳的宅第进行游说，企图以情动人，诱使梅兰芳就范。这位晚清朝臣早年和梅兰芳颇有旧谊，同时也是北京“梅党”的幕后支持者。
出乎本庄繁的意料，梅兰芳见了那位前清旧臣以后，不但没有被他的游说所打动，反而当面向他表明不能前去长春为敌伪唱戏的原因。梅兰芳对这位旧友说：“如果请我去长春为溥仪唱戏，我可以不计任何酬金代价前去助兴，因为这是为中国人唱戏；可是现在让我去长春的是日本人，他们又是为在东北建立伪政权才请我前去的。我如果前去长春，就会助长日本关东军杀人放火的淫威，同时也损伤了我作为中国人的国格。因此您就是说什么，我也绝不会到长春给所谓‘满洲国’唱戏祝贺的。”
那人又说：“先生早在1919年就率先前往日本东京唱戏，莫非那不是给日本人唱戏吗?”梅兰芳说：“前次我去日本唱戏和现在前去长春唱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去日本的两次演出是为增加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然而现在去长春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况且日
本人现在不仅杀害我们东北同胞，占据我国国土，还要在我们中国国土上建立伪政权，如我这时候前往那里唱戏，不仅丧失了我的人格，也丧失了中国人的国格。所以您最好不要再劝了，我就是死在北京，也绝不会前去东北给日本关东军为虎作伥的。”
那位前清朝臣无言以对，只好红着脸退出了梅宅，回东北向他的日本主子复命去了。素有“中国通”之称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虽然请到一些在京城混不下去的京剧界人士前往长春为伪“满洲国”“开国”祝贺并演出，但由于梅兰芳的坚决拒绝前往，让他从心里产生了敬畏。本庄繁在若干年后回忆此事时曾经感叹说：“梅先生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能够动摇的艺人。把他称为中国最有人格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
热河失守以后，又有一位远路赶来的特使走进位于北京李铁拐斜街的梅兰芳寓所。这是一位经过东北雪原长途跋涉来到北京的苏联使者，名叫瓦西里?马特维索夫，他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总干事，此次他是代表苏联对外友协聘请梅兰芳前往苏联演出的。梅兰芳对苏联特使说：“我当然希望前去苏联演出，不过我不愿意从伪满过境。如果贵国确有邀请我去演出之意，最好设法另辟一条途径前往苏联。总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承认伪满洲国的。”
瓦西里?马特维索夫理解梅兰芳的爱国之志。辗转返回莫斯科以后，他向苏联对外友协领导转述了梅先生在北京的谈话，顿时感动了所有希望邀请梅兰芳来苏演出的当事人。然而当时的苏联经济现状不允许他们马上派出一艘客轮前往中国的上海，一直等到1935年春天，
苏方终于与一艘货轮取得了联系。该船船长听说梅兰芳为了国格而情愿绕路而行，于是马上同意将这艘轮船作为梅兰芳从中国前往苏联的交通工具，并同意在上海等候梅先生。就这样，梅兰芳于当年2月下旬从上海黄埔江码头登船启程，经过海参崴从水路前往苏联，3月中旬终于来到了他向往多时的红都莫斯科。梅兰芳在苏联境内接连上演了他多年精心打造的几出梅派保留剧目《天女散花》《宇宙锋》和《霸王别姬》。梅先生精湛的艺术表演和他超越普通艺人的高尚操守，很快就赢得了众多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一些在当时苏联文坛和艺坛上的著名大师，诸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也都对梅兰芳的表演和人品给予高度评价。
当日本关东军得知梅兰芳绕道前往苏联演出的消息时，深感震撼。特别是本庄繁更为惊诧和难堪，梅兰芳对苏友好而对日鄙视的态度，让他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坚不可摧。
坚拒赴日公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梅兰芳宁可没有经济收入，也坚决不肯为敌占区的日伪当局登台演出，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气节。1938年梅兰芳应邀前往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只身留在香港定居。他的用意在于远避那些不时上门邀请他为敌伪演出的说客。梅兰芳虽然在香港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并且在唇上留起了胡子，然而在内地的敌伪政权仍然不肯放过这位在中国卓有影响的京剧艺术家。内地的敌伪头目们每当遇有重要的“庆祝”活动，总有人想起在香港的梅兰芳，并不惜派出要员多次前往香港敦请梅兰芳出山助兴。梅兰芳每次都以生病或咽喉肿痛等为由推托谢绝了。
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以后不久，一个名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凭着早年梅兰芳去日本演出时的一面之缘，奉日本陆军总部之命前往梅兰芳寓所，以重金敦请他前往日本东京进行所谓“第三次隆重的巡回演出活动”。梅兰芳自知遇上了难以对付的劲敌，如果他继续用对待内地敌伪邀请时的老办法，显然是无法逃过和久田幸助的纠缠的，他必须装病，并且把“病”装得更加逼真才行。于是他忍痛喝下一种可以呈现高烧症状的药品，还委托一位爱国的女护士，不时前往他的寓所来给他“打针”。和久田幸助初时当然不肯相信梅兰芳染上了伤寒病，可是他接连上门多次，发现梅兰芳不仅频繁高烧，而且面容悴憔，清瘦困倦，
始信梅兰芳确实有病。就这样，梅兰芳和这个文化特务纠缠了20多天。最后，终于让这个日本文化特务知难而返。
但是，日本军方仍不肯放过梅兰芳，三番五次派人来到梅兰芳在香港干德道新居进行骚扰，梅兰芳自知他如果在香港继续隐居，肯定躲不过日军的魔掌，于是他于1942年返回上海。不料他刚到上海定居不久，日本军人又开始策划邀请梅兰芳赴日第三次公演的活动。这次日本人接受前几次邀请失败的教训，开始先派汉奸褚民谊等上门敦请，并且许以重金礼聘。梅兰芳当然不肯接受。1943年秋天，华北日军特工山家少佐准备采取强迫手段，逼迫梅兰芳前往日本演出，但遭到日本陆军总部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逼梅赴日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山家少佐就采取收买梅兰芳身边琴师和业务经理的手段，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山家少佐决定亲自上门邀请。梅兰芳就在此前一天，再次冒险请医生为他注射有不良后果的针剂药物，刚好在山家少佐到达时发高烧，而且呈现病情危重的表象。于是，山家少佐等日伪特务企图逼梅出山的阴谋再次失败了。
第三次赴日演出再获成功
梅兰芳的第三次赴日公演是他乐意前往的。但不在日本侵华期间，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与梅兰芳谈话，希望他能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京剧演出团再次东渡前往日本公演，以作为对一年前以市川猿之助率领的日本歌舞伎访华团来访的正式回访。梅兰芳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并且马上着手准备赴日演出事宜。为了让这次中日民间的访问活动如期进行，他在最短时间里组成了以他和欧阳予倩为首的中国京剧团访日代表团。距1924年第二次赴日演出32年之后，梅兰芳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虽然前两次赴日演出时接待他并与他同台演出的一批日本歌舞伎著名演员，比如松本幸四郎、中村雀右卫门和守田勘弥等人，多在战乱中作古；有些旧友虽然健在，如村田嘉久子、东日初子和尾上梅幸等人，却也大多退出了舞台，但新的崇拜者仍然很多。当梅兰芳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日本羽田机场时，日本民众在机场内外早早恭候，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中不时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这次梅兰芳赴日演出，仍然十分精彩。一批解放后新排的梅派剧目首次在日本公演，如《凤还巢》《霸王别姬》-和《游园惊梦》等剧，在日本大受欢迎。每次上演时，剧院里座无虚席，剧院外等候退票的人群夤夜不散。黑市上的票价已炒到让人吃惊的价码。在日期间，每当梅兰芳的车队经过时，一些1924年观看过梅兰芳演出的日本老人，一大早就等候在梅兰芳经过的地方，均以一睹梅先生的容貌为荣为乐。欢迎规格和规模，都远远超过1919年和1924年两次公演的水平。新加坡《南华早报》曾经载文盛赞梅兰芳：“梅兰芳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越中国的国界。日本人民崇敬梅兰芳，不仅是崇敬他的伟大艺术，重要的是崇敬梅兰芳高尚的人格。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拒绝前来日本演出一事，不但没有减弱他在日本的影响，反而提高了梅兰芳这位超越国界的艺术大师的声望，归根结蒂，是梅先生的民族气节赢得了成功。”
中国人民对梅兰芳德艺双馨的品格更是高度评价，正如著名戏剧家田汉在一首纪念梅兰芳的新诗中所言：
八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
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摘自《党史文汇》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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