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李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当时刚开始接触新文学，在寄寓的公司，常从《南明晚报》副刊、贵州版《中央日报》副刊的文艺信息看到他的名字，他办的《离骚》杂志里面有诗歌、散文和外国作品译文，读起来似懂非懂，特别有诱惑力。因此，对“青年诗人李麦宁”这个称号连同这个别致的姓名，都令人羡慕。不久新中国成立，新事物接踵而至，应接不暇，旧时报刊扫地以尽，也就迅速淡忘。但《离骚》杂志和李麦宁其人，仍会不时浮过脑海。一九九七年，偶然得知他在清镇教书，就托人致候，并获赠他旧作打印本。同年，《贵州新文学大系》出版，在《现代文学卷》里见到他的三首诗，如与故人邂逅，很是亲切。读了这本诗选，不觉感慨系之：贵州新诗创作，四十年代已臻于成熟，在全国毫无逊色；而五十年代戛然而止，再从幼稚的“小放牛”体学步。此卷作者，后来几乎全部绝迹于文坛，不知所之。进而一想，贵州并非孤例，全国何尝不是一样。次年，开始与李先生在电话里互通音问，后来李先生偕夫人张灵珠老师下访，在舍间第一次见面。谈起来，我二姐明坤上程万中学时，李先生正是她的英文老师，并且到安顺做家访，去过我家。后来，李先生应贵阳市文联《艺文四季》杂志之约，给了几篇稿。老友刘学洙兄读了，发现李先生与他谊属世交，于是我们与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去清镇拜访，他俩谈起种种旧事，如合符节。大家都希望李先生写回忆录，其实他已写出一大摞堆在桌上了。这次拜访回来，学洙、应国和我都写了文章发表，让五零后的几代读者，知道有这位前辈。他的回忆录《往事》，二零零八年打印成册。收读后见内容十分详尽，除了几十篇忆往短文，还收入族谱简述、亲属信函、他人评介等方面的文字。光凭收藏保存这些资料，就足以见出他的心细如发、巨细无遗。
李先生一九二二年生于北京。父亲李立成是贵州开阳县人，光绪优贡，官派留日，民国后为北大、女师大教授。一九三六年，李先生随父亲回贵州为生母修治墓庐，因工程受雨天延误，滞留贵阳，寄读于达德学校。工程甫毕，恰遇“七七”事变爆发，北方局势陡变，老先生担忧北京家小，匆匆将儿子托付给贵阳亲友，只身北返，从此父子永诀。一九三九年一、二月份，贵阳山城迭遭日机空袭，损失惨烈。居民纷纷逃往乡下躲避，他无枝可依，以沦陷区学生身份，由“战区流亡学生处”分配到湖南蓝田师范就读。一九四零年毕业，考入迁至辰溪的湖南大学文学院。他的第一批习作，就发表在湖大校刊上。一九四三年冬，湘西危急，学校奉命疏散，他与一帮同学，辗转逃到桂林。这一时期的桂林，聚集了大批著名文化人，报刊、出版、歌咏、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号称大后方的“文化城”。他在此与胞兄李白凤意外邂逅。李白凤先生早年是现代派名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古文字学者。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诗。通过哥哥，李先生获得一个临时教职，又认识了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久，桂林又要撤退，弟兄挥泪作别。白凤先生去阳朔，麦宁先生则经柳州入黔，到独山暂时栖身。途中亲历了伤亡千余人的苏桥撞车惨案，在河池翻车受伤，九死一生。但随即又因日寇逼近独山而仓皇出走，随着黔桂公路上数十万难民的滚滚洪流，跋涉五十六天，走到贵阳。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苦难历程”，一路上难民们啼饥号寒、妇孺毙于道旁的惨状，令他怵目惊心。到贵阳后，陆续结识了几位同样经历、同样感受的诗友，乃与姚散生、洪青白合作，创作了反映湘桂大撤退惨状的长诗《人流三千里》，展示中国人民的苦难，控诉日本侵华的罪恶。但这样的作品，居然被当局的报刊审查机构没收，原稿从此佚失。当时的贵阳山城，内迁机构很多，人才济济，救亡图存的文化氛围很浓。本土作者群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十分活跃。青年李麦宁教书为业，课余写诗，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杜应国评他的诗：“忧愤难抑，怒火贲张，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色：战争和苦难，复仇与血泪，生者与逝者，痛苦与哀愁……”《贵州新文学大系•现代文学卷》述评者认为：“李麦宁的诗善于表现人们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还善于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少诗“写得清丽、隽永……在句子的锤炼上下了不少功夫，读起来使人感到寓意较深，诗味较浓。”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