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代时期，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玉玺自焚身死，传国玉玺就开始下落不明。虽然此后的历代皇帝都竭力淡化传国玉玺的影响，并不断地刻印为玺，但身为“白板天子”，无法向臣民夸示自己的皇权乃为天命所授，一直都是历代皇帝心中的一个隐痛。故从宋至清，历代都有自称发现了传国玉玺、并进献给皇帝的闹剧发生。
最为轰动的一次是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咸阳有个叫段义的农民翻修房屋，挖地基掘得一方玉玺，进献朝廷后，经过以蔡京为首的13名朝臣鉴定，认为就是秦皇嬴政所制的玉玺。虽然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多，《宋史》曰：“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但无奈蔡京等一众权臣势大，其它人无法反驳，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实际上，这是蔡京等人策划的一个欺骗宋哲宗的把戏而已。这方伪造的玉玺，后来随宋徽宗一同被金人掳去，不知所终。
元三十一年(1294)甲午正月，御史台都事阔阔术向朝廷报告，名将木华黎的孙子拾得家中有一方玉玺。御史杨桓受命前往辨认玉玺上面的篆文，确认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遂据此认为是传国秦玺。由于当时元世祖刚刚驾崩，主持大事的徽仁裕圣皇后赐给进玺的拾得钱钞二千五百贯，阔阔术也获赐两块金织文段。不久，元成宗继位。即位之日，徽仁裕圣皇后亲手将这方玉玺交给儿子。元成宗认为阔阔术在此事中立下了大功，后来又加授他为汉中廉访佥事。不过，经明人考据，元成宗得到的玉玺，上刻螭形，而非传说中的“五龙交纽”，也没有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时在玉玺旁边加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肯定是伪物。
明弘治十三年(1500)，陕西都御史熊翀奏报，鄠县农民毛志学挖得一方玉玺，宽一尺四寸，厚二寸，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明孝宗让礼部的官员查验真伪。礼部尚书傅瀚认为，尺寸如此大的玉玺绝非秦玺，肯定是后人仿制，建议暂时收藏在宫里，别让这种伪物流传民间。明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仅赏赐进玺的毛志学银子五，算是鼓励他的积极性，报告的都御史熊翀并无任何赏赐。结果，本想凭此事邀功讨赏的一众官员人等，全都讨了个没趣。
《清史稿》载，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获得历代传国玉玺，加之又刚收服了察哈尔全部，以为吉兆，遂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当然，这方所谓的历代传国玉玺，就连他的后代子孙也不相信是真的，乾隆后来就亲自鉴定为仿刻的赝品。康熙四年，江南总督郎廷佐报告，溧阳县农民顾起龙等人掘得一方玉玺，上书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郎廷佐派了三名笔帖式将玉玺送到京城。雍正或许是对这种骗局已深感厌烦，连组织人员鉴定的程序都免了，只是让人把玉玺收藏到内库，另赏赐献玺的顾起龙银子五十，三名护送玉玺进京的笔帖式各赐马一匹。后来，松江又有渔户声称打渔时网得玉玺，为双夔龙纽碧玉印，上面还没有刻字，提督高其位派人送到京城，雍正也是赐四团龙补服一袭打发了他。乾隆三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报告，在疏浚宝应河时掘得一方玉玺，模样古拙可爱，与元代《南村辍耕录》里记载的玉玺形制颇为吻合。乾隆收到呈送上来的玉玺，一眼就认定是仿刻伪造的，将之贮藏在内库，作为古玩玩赏。
明清两代的皇帝之所以对进玺失去兴趣，并不是他们人特别聪明，而是之前已有过太多的伪造玉玺欺君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很清楚，若是贸然听之信之，很有可能贻笑后人。加上明清两代都极力地强化君主独裁，树立绝对的皇权，处于这种高压统治之下，皇帝已不需要传国玉玺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这种心态方面的变化，也使得帝王们具有更好的防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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