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4.鲁迅忙着买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

　　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

　　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势。

　　而据史料记载，当日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紧要关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鲁迅家中，“交与书籍”后，所谈何事，这一切，今天也无所考据了。

　　5.胡适等人打算“拆伙”

　　此日，周作人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

　　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

　　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6.陈独秀出了丑闻

　　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5月4日的具体活动，已无法考据。但那时他的境况却并不太美妙：仕途受挫，绯闻缠身。4月初，陈独秀便主动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据有关记载，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可能与他有关；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

　　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是因为报纸刊登了陈独秀 “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

　　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陈独秀传出这样的丑闻，自然要惩治。深夜12点，他们才散去。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假后实施，现在突然提前，成了体面的人事变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