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划分流派，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满清如何定位。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是坚定地“排满”者，不仅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写进了党纲，更是进行了多次对满清权贵的刺杀。革命派将排满作为号召，不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现实政治的技巧考量。当时的中国百弊丛生，要一一清理，相当费事，而将所有问题都一骨脑儿归结到作为“靼虏”的满清的统治合法性上，无疑在政治动员上既简捷又有效。当然，后来也证明，驱除靼虏后，中国的问题似乎一样也没少。除了诉诸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效力外，“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对中央政权进行反叛和抗争这一更为本质的诉求；对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势力来说，支持“排满”也有效地遮蔽了他们对中国利权的实质侵夺，这从近年被学界披露并逐渐被接受的孙中山对日秘密协定等事件，均能窥见其斑。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原则，国与国之间就是不择手段。当这样的国际关系遭遇到同样不择手段的革命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便给后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许多解说的难度，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复杂的细节。

革命党的民族主义，诉诸历史上惯用的大汉族情结，以简捷、直接、激烈、着重于破坏的“愤青”形象出现。而梁启超和杨度等所谓立宪人士，就没有这么洒脱，毕竟他们着重于“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纠葛中，殚精竭虑地思考同样复杂的民族关系。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并最终推动了革命派将狭隘的、在革命过程中十分有效的“驱除靼虏”口号，转变为更宽容的、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过程中更为现实的“五族共和”。

梁启超将瑞士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梁译为伯伦知理) 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时, 创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说: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 组成一大民族。”随后，由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的理论，成为民国肇始后最终实现民族和解的基础。

但在“驱除靼虏”与“五族共和”的两种民族主义争论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却变得更为激进，最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猪尾的尊严

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互动，是一个充满了吊诡的过程。

先是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而中国依然蒙头酣睡；随后，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激励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一下子惊醒了中国。

在甲午战争刚起的时候，西方媒体都轻蔑地将这场黄种人的内战称为“猪尾之战”，大清臣民脑后的那条“猪尾巴”成为整个黄种人的象征。而有意思的是，“猪尾之战”却最终激发起了“猪尾”的尊严，甲午战争失败后，惊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日本，相反，倒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合流，中日联盟、黄种人联合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为两国官方和民间都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气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少数敏锐地洞察到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西方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对西方来说或许是梦魇的开始:在一个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中国巨大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中日合流的“黄祸”将在成吉思汗之后再度横扫世界。

日本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亲善的对象，这在国际关系史、在曾经敌对的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罕见的现象。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旅日学生甚至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孙中山和秋瑾等，听到日军的捷报都欢呼雀跃，鉴湖女侠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讴歌日军。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