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平甲午之战创痛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向两个方向彰显了力量:一是学习日本开展更为彻底的变法，另一个则是对所有的“洋务”进行极端的抵制。当戊戌变法终于失败后，后一种民族主义便开始主宰中国，并最终发展为逢洋必反的义和团运动，在给予国内改革力量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八国联合军事干涉。在满清贵族幕后主导的义和团式的“大民族主义”失利后，满清便再也无力控制以排满为号召的“小民族主义”。而满清部族内的“微民族主义”却在不择时机地蠢蠢欲动，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奇的同时死亡后，以改革标榜的新政府，前所未有地由纯满人组成了内阁，颟顸的贵族们愚蠢地将自己的民族特性，放到了光天化日下成为众矢之的，加速了汉人的离心倾向和王朝的崩溃。

在满清逐渐死去的呻吟声中，日本在越来越自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看到了自己取代满清入主中原的机会，中日冲突成为两国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战场。受到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的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至今依然。这或许也正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