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昆明会议出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互相谅解、建立友谊、协调行动的气氛。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会议本着顾全大局的精神，各地代表团迅速通过有关政策条文的制定和修改，并在优先接收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里倒下了。

　　本文摘自：《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纵观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有理由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看做这段历史起始的坐标和里程碑。以此作为分水岭，如果说此前召开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还带有浓厚的极“左”思潮和保守色彩的话，那么仅仅五十多天后，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多月，另一次旨在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和坚决贯彻“实事求是”方针的四省（市）五方知青工作会议终于应运而生。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主持会议。

　　这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末的一天，春节即将临近，寒冬还在北国肆虐，北京、上海、四川（含成都、重庆）、云南（含昆明）有关领导接到通知，率领各路人马紧急飞赴四季如春的昆明。

　　一次决定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命运的“昆明会议”在环境幽雅的西苑饭店开幕。毋庸讳言，这是一次知青列车的急转弯。它表明中国社会的航船必将挣脱“左”的束缚驶向必然王国，而历史的否定之否定定律不是表明事物倒退而是前进。

　　但是对于大多数与会领导来说，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适应新形势，怎样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精神，也无论他们怎样摇摇晃晃迈开步子解放思想，列车转弯的巨大离心力仍然难免使他们头重脚轻无所适从，产生身不由己的失重感。我不想赘述这次会议的冗长过程。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来说，解放生产力乃是一个陌生的理论概念，我们宁可选择螺丝钉，千千万万生锈与不生锈，闪光与不闪光，有用或者无用的螺丝钉，而决不肯主动拾起经济规律这根杠杆去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现代化的曙光好像一轮朝阳终于灿烂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许多人对此依然将信将疑，闹不清楚那个辉煌的人类目标是不是应当属于社会主义的领地。极“左”路线和传统思维严重阻塞并老化人们的大脑和精神。

　　昆明会议伊始，由于与会者对于知青政策的重大调整显然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会议分歧之大，意见之对立，几乎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概括地讲，会议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学习文件，统一思想；第二步则进入实质性工作，即制定政策条文和协调知青返城的计划。

　　第一步学习在吵吵嚷嚷的气氛中胜利结束。

　　春节休会一天，与会代表集体游览风景如画的西山公园和滇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然后继续将马拉松式的会议开下去。在制定知青返城的政策条文上，会议再度陷入僵局。

　　以四川、云南为一方，拥护当年全盘回收的政策，两省三市负责人表态，保证六个月内优先安置农场知青返城。以北京、上海两直辖市为一方，强调就业困难，城市人口密度大，难以承受百万知青的回城压力，等等。就知青的绝对人数来看，四川省当数全国之最，但是四川地域宽广，三线建设上马快，因此对知青就业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消化能力。

　　北京、上海则不然，两城市不仅人口密集度居全国之首，而且早已面临就业、住房、人口爆炸三大社会难题。在全国范围之内，无论哪一省对知青政策有所动作，都势必牵动一千万知青的神经。无论政策优先回收哪一省、区或者哪一类别的知青，都必定引发一场知青大返城的不可阻挡的风暴。这就是知青返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是历史已经走到这样的关口，无论城市的大车如何负载过重，如何举步维艰，然而十年前积累的旧账却不能不算。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知青大返城势在必行。

　　卫茂盛天天怀了美好的期待去场部等候办理回城手续。连队距离场部不算太远，只有四十多里山路，平常节假日放电影，都是早出晚归，男知青往返六个小时，女知青长一点，约七八个小时。卫茂盛是男子汉，自然不惧怕走山路，走夜路，因此自从中央来的首长亲口许诺放知青回家之后，他就和这个连队的许多迫不及待的男女知青一道，天天早出晚归守候在场部等待返城消息。

　　卫茂盛是重庆知青，父母都是兵工厂的工人。他到边疆来并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也就是他父亲的觉悟。

　　那时候他的老实巴交的父亲不幸被派到某学校做工宣队员，为了响应号召以身作则，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做了那位工宣队员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的牺牲品。

　　卫茂盛在边疆并没有如他父亲期待的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是在连队始终如一地做了八年放牛郎。

　　对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又来自工业文明摇篮的城市青年来说，现实与理想（哪怕是藐小的理想！）的冲突就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精神内容。当他天天守候着一大群色彩单调行动迟缓的牛群时，心里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群愚蠢的牲口却偏偏要他离乡背井从几千里外的重庆来放牧不可？知青们在一起，常自谑“八年抗战”。可是八年抗战有许多精彩纷呈故事，许多惊天动地的厮杀，出生入死的冲锋和反击，振聋发聩的呐喊和鲜血四溅的刀光剑影。那是一种壮烈地投入，一种可歌可泣万古流芳的伟大事业。

　　知青是什么？

　　是平凡的改造，原始生活的再造。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厮守着氤氲四起的荒原和牛群，同时也厮守着自己内心空洞的失落和荒漠，一分一秒地默数着长长生命岁月中的每一个小数点。这就不大像干革命，而像身不由己地关禁闭。极澄远的天地之间，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牛群哞哞地踩着露水出门，又踏着夜幕悠闲地归来。

　　人生的意义不也是这样单调地周而复始么？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久而久之，人也就渐渐地改变了自己，

　　卫茂盛变成全连知青中最孤僻的人。他变成牛群的影子。

　　自从北京来的鲁副部长当众许下那个石破天惊的诺言之后，绝望之中的知青们就如同漫漫长夜的行路人望见灯光，或者溺水之人抓住一根船上抛下的绳索。

　　从这天起，卫茂盛就满怀希望，锲而不舍地跋涉于场部与连队之间的羊肠小道上。同所有感情执著又容易有责任感的男人一样，卫茂盛每天起得更早，东方欲晓，他便将牛群赶到水草茂盛的山坡吃草，然后自己急急地赶到山下的场部去，他并不是不肯热爱牛群，但是他更热爱城市。经过一整天漫长而且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心情沮丧的知青们纷纷作鸟兽散，他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去将牛群收拢，慢慢赶回牛棚去。艰苦的行程很快耗光了知青们的热情和体力，于是五天之后，能坚持跋山涉水到场部听消息的知青减少了三分之二。

　　一周之后，崎岖漫长的山道上就只剩下那个执迷不悟的放牛郎踽踽独行的单薄身影。信心和激情是一支燃烧的蜡烛，光亮越大燃烧越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逾越自身的心理距离。当你满怀信心去抓住眼前那个希望的气球，它却始终在你的激情照耀下闪闪烁烁，忽隐忽现，当你的蜡烛燃烧殆尽，你的那颗心不会因为幻影消失而被黑暗的潮水吞没么？

　　第十天晚上，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大年三十深夜，卫茂盛拖着麻木肿胀的双腿回到连队。场部照例音信全无，知青们都对等待失去信心，罢工指挥部又在开会商议对策，谁敢担保“计划没有变化快”，那位副部长的诺言不会被更大的领导否定呢？

　　放牛郎盛了一碗冷饭，坐在食堂的门槛上慢慢往嘴里扒。饭菜冷冰冰的毫无滋味，他与其说在果腹充饥不如说在独自咀嚼内心的绝望和痛苦。人生好像一条长长的河流，倘若你不是坐在小船或者竹筏子上游览风景，而是在生活的激流中扑腾挣扎，你能保证始终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而不至于精疲力竭而沉没么？夜风飕飕，天地混沌，心如死灰的男知青摇摇晃晃站起来。

　　他茫然地点燃一盏马灯，仿佛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跌跌撞撞摸到牛棚去。牛棚建在连队外面的山坡上，旷野如同一只漆黑的大锅，远处能听见狼群和豺狗的嗥叫。

　　牛们安静地卧在棚里，将白日攫取的草料细细加以反刍，棚内弥漫着一股牛粪和草料的香甜味。

　　男知青的心突然安静下来，过去的一切，重庆、嘉陵江、学校、亲人都退得很远很远，仿佛那是一场遥远的梦。唯有眼前的牛棚是真实的，因为这是属于他的世界，他拥有的一切。

　　牛们晃动着硕大的脑袋，善良而懂事的大眼睛闪动着友好的光，一语不发地注视着它们辛勤的主人。男知青一一抚摸它们，喃喃地同它们说话，然后又添了许多草料，倾听牛们快活地打喷嚏和心满意足地咀嚼。他心里充满对这个小小世界的无限眷恋和柔情。

　　马灯晃了晃，火苗挣扎一阵就熄灭了，暗夜的潮水涌上来，很快淹没了牛棚里的一切。于是沉没在暗夜里的牛们不动声色地倾听一个孤独的人类朝它们尽情地述说，如泣，如诉，如哭，如笑……只有尖厉的山风从土墙的裂缝中伸进手来，将那些不连贯的句子攫住，撕得粉碎，抛向旷野和茫茫宇宙……第二天，人们在牛棚里找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放牛郎的尸体，他用裤带在梁上绾了一个结，轻而易举地解脱了自己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

　　他在牛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永恒归宿。也许我们有理由指出，这位脆弱的男知青的悲剧就在于沉不住气，在于他委实性急了那么一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整十年乃至二十年的积难，

　　难道指望仅仅十天就迎刃而解了吗？

　　十天之于个人，也许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而之于历史，不是如同江河里一道不留痕迹的波纹，一朵转眼即逝的水花吗？对个人来说，韧性的坚持也许比刚勇的决心更为重要，因为决心往往来自于冲动，而韧性则源于充足的信心。当我们已经摸到历史隧道的尽头时，由于你并没有意识到你的足尖距离希望的洞口只有一步之遥，于是你信心耗尽，轰然倒下，永远地留在了昨日乃至无穷无尽的黑夜之中。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苛求这些曾经过于狂热又过于自信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好比纯度很高的钢，因此往往容易折断。

　　但是折断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更迭，运动的大起大落，生活的艰难困苦，命运的沉浮变化，都如同炼狱般的毒火给他们的生命强行淬火，锻加坚韧的成分。但是其中有些人，他们的生命注定要粉碎，化作轻烟般的裂帛一响。就是这种小人物的瓦釜之声，往往胜过殿堂上的黄钟大吕。

　　卫茂盛的死讯传开后，立即引发勐岗农场平息不久的罢工浪潮。知青们一面含着眼泪为战友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会，一面紧急通电边疆各农场，决心不屈不挠实现知青大返城的既定目标。

　　刚刚缓和的边疆局势再度紧张起来。3二月中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平稳的声调播送了一条震动世界的消息：十七日凌晨二时，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全面展开。

　　肆无忌惮进行挑衅的越军在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打击下，正在节节败退，战事正往越方一侧境内推进，云云。一个历史的突发事件，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战争就是命令，是号角，是打破沉闷生活的催化剂，因此远离中越战场几百公里的昆明西苑饭店的空气里，也就有了一股战争迫近的硝烟气息。大敌当前，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一切人民内部的争吵就变得不再那么你死我活，那么寸步不让。

　　于是昆明会议出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互相谅解、建立友谊、协调行动的气氛。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会议本着顾全大局的精神，各地代表团迅速通过有关政策条文的制定和修改，并在优先接收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十九日，会议匆匆结束。历时二十天的昆明知青工作会议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里倒下了。十年上山下乡的大坝不可挽回地崩溃了。